頭圖與封面來自《硅谷 第六季》

英國50英鎊紙幣（2011）背面的肖像是馬修·博爾頓和詹姆斯·瓦特。瓦特已婦孺皆知，他幾乎擁有關于蒸汽機的所有榮耀；博爾頓則常被忽略，他實際發揮了至少同等重要的作用。正是這位杰出的企業家和投資人傾其所有資助瓦特改良制造出博爾頓-瓦特蒸汽機，并成功推向市場，開啟了工業革命。

以電氣化為主要內容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亦是如此。歷史上至少有21人獨立地發明了白熾燈泡（馬特·里德利，2021），擁有盛名并獲得商業成功的是愛迪生。正是得到風險投資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P. Morgan）的高額財務支持，愛迪生才能心無旁騖地測試了6000多種材料，做了無數次實驗，制造出耐用的碳化竹絲燈，照亮并溫暖世界。因此，“電燈里燃燒的不僅僅是愛迪生的智慧，還有皮爾龐特的美元”（瀛洲客，2020）。

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一場信息革命，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為標志。由于計算機源于二戰，互聯網源于冷戰，各國政府（如美國國防部、英國密碼破譯中心等）事實上是信息技術的早期投資者。上世紀70年代開始，信息技術加速商業化，創業投資對科技創新的作用得到充分體現。硅谷（Silicon Valley）就是人們津津樂道的成功典范。1971年美國記者Don Hoefler創造了術語“Silicon Valley”，第二年Kleiner Perkins和紅杉等風險投資機構在硅谷沙山路（Sand Hill Road）成立。五十年來，硅谷和沙山路相伴相生，分別成為高科技和創業投資的代名詞，幾乎每家硅谷頂級公司都受益于沙山路提供的資金（Bloomberg，2015）。英國記者Sebastian Mallaby指出（2022）：“硅谷的故事往往視發明家和創始人為英雄，而忽視了解放他們的金融家（即風險投資人，筆者注）。”美國風投學院院長克萊爾·菲爾費德亦指出：“硅谷的故事很好聽，但神話的誕生不僅歸功于科學技術的進步，更在于它特殊的運作方式——風險投資。”

天才是99%的汗水加上至關重要的1%的靈感（愛迪生）。天才的構想和偉大的發明還需要貴人相助，方能惠及廣大民眾。正如法國歷史學家保爾·芒圖（PaulMantoux）所言：“發明是一回事，會經營利用發明物卻是另一回事。”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的影響因素有多個，風險投資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認，投資人在三次工業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十分注意，以上是歐美國家情況，我們需持批判和揚棄態度。

互聯網的商業化起源于1994年，雅虎、亞馬遜和網景三家有著深遠影響的公司均于該年創立，我國也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從近30年的全球產業實踐來看，一家互聯網公司的成長大體可分為找錢（融資）、賺錢（實現收入）和投錢（對外投資）三個階段，分別對應企業發展的初創期、成長期和壯大期。

創業者著眼于利用技術解決社會痛點、滿足市場需求，這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創業之初往往沒有穩定收入，也沒有什么資產，如何保障公司有序運營？常用作法是股權融資。初創企業通過出讓部分股權獲得資金支持，投資人為創業者的夢想買單。我國第一批互聯網公司誕生于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當時國內資本要素市場發展不充分，這批公司只能向國際機構融資，但企業的控制權牢牢掌握在創始團隊手中。

受益于我國對新業態的包容和支持，本土互聯網公司經受住了世紀之交互聯網泡沫的洗禮，成功探索出適宜的商業模式，有了穩健的收入來源，解決了“不知道怎么賺錢”的問題。我國廣闊的市場空間，吸引了谷歌、亞馬遜、eBay、雅虎、MSN、Uber等國際巨頭，本土草根企業竟無不例外地在相應領域戰勝了它們，并長期與美國囊括了全球市值最高的15家互聯網公司。

在激烈競爭中成長起來的互聯網公司不忘當初創業融資的艱辛，開始加大對初創企業的投資，幫扶它們快速成長，推動了一波又一波的發展高潮。例如，京東就得到騰訊、沃爾瑪和谷歌等公司的投資，AI芯片公司燧原科技獲得了騰訊連續4輪的投資（來源：公開報道）。二十余年來，我國互聯網代有人才出，后浪推前浪，譜寫出“從三大門戶，到互聯網七雄（即三大門戶+BAT+盛大），再到BAT，直到TMD”的發展演進詩篇。

互聯網公司對外投資是CVC模式（企業風險投資，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CVC已有百年歷史，最早可追溯至1914年杜邦公司投資通用汽車。CVC發展迅速，是重要趨勢。根據貝恩咨詢《2022年全球并購報告》，CVC在風險投資額中的比重由2010年的11%提高到2020年的21%，十年提升十個百分點。根據CB Insights數據，2015-2021年全球新增1347家CVC，其中2021年新增221家。近年比較活躍的有谷歌、Salesforce、Coinbase、英特爾和Kakao等公司的投資部門，CVC已成為大型企業十分普遍的設置，是龍頭企業追逐未來的重要方式。本土CVC的發展填補了我國創業投資市場的空白，在全球高科技新興企業的布局競爭中有了一席之地。

CVC是產業投資，是“勇敢有耐心的資金”。與紅杉、高瓴等IVC（獨立風險投資，Independent Venture Capital）不同，CVC是產業公司設立的投資并購部門，不以財務回報為直接目的，而是著眼于企業戰略目標，實現產業鏈上的協同。在行業屬性上，IVC是金融機構，財務回報是唯一目的（田軒，2017）；CVC主要使用企業自有資金，很少需要對外募資，其投資存續期長，可以支持創業公司長期發展。

近年，我國CVC積極響應號召，投向芯片、新能源汽車和工業互聯網等國家戰略需要的地方。以新能源汽車例，蔚來、小鵬、理想和威馬等車企創立于2014-2015年，不管是在創業之初前景不明時，還是在面臨量產困境和資金黑洞“最困難的”2019年時，我國主要互聯網公司都給予堅定支持和持續輸血，幫助它們撥云見日，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實現了換道超車。需要注意，我們要充分發揮創業投資在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促進戰略性產業方面的優勢，充分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功能，也要按要求遏制無序擴張，設置好“紅綠燈”，保障健康有序發展。

美國是投資并購的主要參與者，憑借先發優勢在全世界大量并購企業。以微軟為例，它原是一家傳統軟件公司，為適應技術模式變革，近年通過投資并購，加快向云計算和2B轉型。迄今，微軟10億美元以上的收購至少有11筆，花費約1500億美元，其中有3筆是跨國交易。當前微軟積極布局網絡游戲業務，先后以25億美元收購Mojang，以75億美元收購ZeniMax，以687億美元收購動視暴雪。如下表所示。

中美兩國有著明顯不同。美國企業更側重旨在控制的收購（Acquisition），中國側重非控制型投資（Investment）。以中美5大互聯網公司為例，根據Crunchbase數據，5家美國公司的平均收購筆數是我國的10倍，平均投資筆數僅為我國一半，平均收購投資比是我國的20倍。在這10家公司中，蘋果、Meta、微軟和Google四家美國公司均是收購多于投資，亞馬遜兩者比較接近；我國5家公司均是投資遠遠多于收購，僅有少數幾筆收購。如下表所示。

表 中美5大互聯網公司的收購和投資筆數

來源：根據Crunchbase數據整理，截至2022年7月4日。

投資和并購常被人們并列使用，但兩者有著極大不同。

并購（M&A）是合并和收購的統稱，兩者都有合二為一的意思。合并（Merger）往往指兩家規模相當的企業組合成一家新企業，像是“結婚”，例如滴滴和快的合并；再如梅賽德斯-奔馳就經過兩次重要合并，先是戴姆勒和奔馳兩家公司合并成戴姆勒-奔馳（1926年），后與美國克萊斯勒公司合并成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1998年）。

收購（Acquisition）通常是較大企業取得較小企業的控制權，像是“收編”，或是“大魚吃小魚”。例如微軟收購Skype，Google收購Youtube，Salesforce收購Slack。

投資（Investment）往往指的是投資方僅獲得被投資方少數的股權和表決權，尚不足以達到控制水平，投資方和被投資方仍是彼此獨立的兩個實體。不同于收購，投資是“助力”，是非控制型的。根據國際會計準則（IAS 27和IAS 28）： 

持有被投資方50%以上的表決權，則推定投資方具有控制權；

持有被投資方20%-50%的表決權，則推定投資方具有重大影響；

持有被投資方少于20%的表決權，則推定投資方不具有重大影響。

互聯網CVC持股比例往往不高，多在20%以下。加之科技創業公司普遍采用AB股雙重投票制度，投資方的表決權要在股權基礎上再打折扣，甚至在5%以下。以京東（2021年2月28日）為例，沃爾瑪通過投資持有9.3%的股份，但投票權僅有2.5%；創始人持有13.9%的股份，投票權卻高達76.9%。按國際會計準則，可推定CVC既不能夠控制，也不具有重大影響。正是這個原因，硅谷投資家Fred Wilson尖銳指出（2016）：“企業應該收購企業！投資毫無意義，不要把資金浪費在你無法控制的事情上。”這代表了不少美國人的觀點，因此他們的控制型收購較多。我國不這樣，是以少數股權投資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