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輩農業人的和解。

作者 | 劉景豐 李賢煥編輯 | 甲小姐

被疫情“封印”了近三年的年輕人，似乎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渴望遠離大城市。

當逃離大廠、疫情等眾多關鍵詞疊加在一起，回歸自然成為年輕人的一種新時尚，于是露營爆火，318川藏線大堵車，農村成為新的風景線，甚至許多年輕人走上“當農民”這條路……

2020年元旦過后沒幾天，90后海歸碩士阮航就迫不及待從北京飛往新疆。此行，他要做一個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抉擇：離開互聯網大廠，投身農業。

墨爾本大學留學、海歸碩士、互聯網大廠，這是阮航身上的三個標簽。他曾在百度商業產品部任產品經理，負責廣告算法和策略的工作。這是百度最核心的收入部門之一，“作為互聯網三大變現模式之一，廣告業務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來看都是有‘錢’景的，但我還是覺得該去做一些真正屬于自己的事情了”。

在新疆等待阮航的，是他的一位同齡學長，胡志宏。胡志宏也有光鮮的履歷：武漢大學畢業、被點招進農業部，后在某金融科技公司做高管。此時，胡志宏在新疆剛待上兩個月，正在籌劃一個農業創業項目。

不出意外，兩人一拍即合。如今，他們共同經營著一家名為云地農服的農業科技公司，做數字化農產品服務平臺。

他們并不是孤例。2021年，農業科技公司愛科農的農服業務來到新疆、內蒙，于是，一幫有別于傳統農民的“新農人”也到達這里。而今年，其在新疆建了十萬畝超級農田，并招下40余名年輕人來此“種地”。他們的普遍特征是：95后、本碩學歷、受過系統的農業知識培訓。

曾被詬病缺少年輕人的農田里，如今開始聚集著一群有學歷、有技能的年輕“農民”，而且這個群體已經頗具規模。拼多多發布的《2021新新農人成長報告》顯示，以95后為代表的“新新農人”已經成為推動農產品上行的嶄新力量。截至2021年10月，平臺“新新農人”數量已超過12.6萬人。

第三方招聘平臺BOSS直聘披露的數據顯示：參考2021年應屆生招聘情況看，盡管互聯網、金融等行業仍是傳統的“崗位大戶”，但行業競爭激烈，且就業情況存在“過于飽和”現象。相比之下，以智慧農業、現代化養殖、農產品營銷為代表的崗位規模同比增長135%。

7年前，在移動互聯網的浪潮下，曾經也有一批農業教授、農業博士下到農田，他們用AI、智能硬件等技術驗證了農業科技化的模型；而這一次年輕人“種地”背后，是更多的高學歷畢業生俯身走到農田，用腳下的泥筑起農業科技的壁壘。

從過去“城市套路深，我要回農村”的被動式回村，到現在的主動下鄉，似乎在越來越多年輕人心中，農業不再是避之不及的落后產業，而是社會價值和科技前景的指向，甚至成為一種值得驕傲的新時尚。

阮航到新疆投身農業，是有點被“忽悠”進去的。

如果算上旅游的經歷，阮航對新疆其實已經不算陌生了。但是2020年初奔赴新疆，參加那次正要決定他日后職業生涯走向的研討會時，阮航卻發現自己腦子一片空白，“原來我對農業真的一點概念都沒有。”

阮航打小在武漢長大，在此之前從沒真正體驗過農業生產，“父親在教育行業開辦公司，只有爺爺奶奶這一輩在農村生活。”而且，他大學的專業是電氣工程，碩士一畢業就去了百度，在“現金牛”部門商業產品部任產品經理。

怎么想，他都跟“農業”沾不上邊。

甚至在父親的規劃里，阮航“最起碼還可以回武漢接班的”。為此，他一直反對兒子的這個選擇。

可就在他“猶豫”的時候，胡志宏打來電話：新疆這邊做農業的條件已經非常好了，創業會很順利。“后來看，當時的情況并沒有那么順利，創業都會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盡管當時啥也不知道，但因為對他比較信任，自己也還有一定的試錯空間，所以就很頭鐵地過來了。”阮航回憶著當時的情景。

對于職業方向這件事，他并不是只憑一腔熱血和信任，“我個人還是有一點浪漫主義，遙遠的邊疆、金色的麥田，怎么想都是值得人體驗一回的。不過更重要的是，我太需要一個不同的環境來重新認識自己了，而去新疆做農業的這個機會恰好出現在我面前。”阮航說。

阮航站在麥田，查看作物數據

“相比互聯網，農業這個行業的好處是，對年輕人來說，你想去實現一個小的理想、一個小的追求，你只用投入四分之一的時間和精力，就能得到加倍的回報。”阮航的感覺是，農業的基準線非常低，只要帶著一點創新、靈活的思維，就能讓它在某方面得到很高的提升。

而過去一線城市大廠的工作，盡管讓他拿著高工資，但始終還是在前輩設計的框架下做著修修補補的工作，“基本沒有太多新機會了”。

最初到達新疆的半年里，阮航最犯愁的就是語言不通。一家只有幾個人的創業公司很難專門配個翻譯，但自己又要跟不會普通話的農民們交流，阮航只能靠猜對方的手勢、以及問身邊經驗更豐富的伙伴來理解他們，甚至沒事兒就要到農田找當地人請教。

一來二去，他對農業的熱情也越來越很高，“農業讓我真正‘踏實’了下來，理解了‘五環外’世界的運行規則，這也是中國絕大多數人群的都依靠的規則。”

跟阮航不同，今年27歲的夏浩然在碩士畢業后很堅定地選擇走向農場。

95后夏浩然，是沈陽農業大學碩士，本科學生物，研究生改為農學。2020年一畢業就去了農業科技公司愛科農，成為農藝師。他在內蒙古通遼市，和另外兩人共同以技術員身份管著一片玉米地。

夏浩然所在的農場，距離最近的縣城也要50公里，“除了本職工作以外，去哪兒都不方便。”而且，由于距離較遠，他也沒辦法經常去縣城逛街，“甚至給汽車加油也要按月算，每次去縣城要帶回一個月的汽油。”

但另一面，也有讓他陶醉的地方，“這里天是藍的，一眼看到天邊沒有任何障礙；地是綠的，一片大草原。”

在這里，夏浩然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玉米的前端種植，“每天都跟玉米打交道，采集玉米生長數據。”他已經養成了跟農民一樣的作息規律，夏天早晨四點左右起床，吃飯，規劃一天的工作；然后六七點出門，下到農田，巡田、采集數據、監督農事操作。

在農事繁忙的時期，做完這些工作要到晚上八九點，而且沒有周六日。但好處是，這種繁忙的時期不會持續很長，通常是十多天，而且每天的時間安排也彈性自由。相比常年累月坐在辦公室的電腦前，這的確更吸引不羈的年輕人。

這種生活真是他喜歡的嗎？他很靦腆地回答道：“不好說，反正就覺得自己可以在這里干下去。”

如果說這些過去跟農業少有接觸的年輕人進入農業可能是一時沖動的話，那么90年的鵬飛算是年輕人中的“老農人”了。

2016年從中國農業大學研究生畢業的他，最開始在農業公司孟山都（后被拜耳收購），做種子研發的工作；后加入愛科農，成為一名農藝師，職責是“指導種地”——作為農業技術專家到農田解決種植問題。

拜耳、孟山都之于農業，相當于阿里、騰訊之于互聯網，是名副其實的農業“大廠”。鵬飛選擇從農業大廠的實驗室跳出，來到創業公司，有自己的考慮：大廠的經歷讓自己在專業知識、職業素養等方面都完成了積累，但由于所學知識實踐機會較少，自身發展也受到限制。投身農業科技創業公司，走到規模化種植的一線，就成了他思考后的職業新起點。

在這些原因之下，一波波年輕人逐漸找到新起點：「甲子光年」獲悉，目前愛科農公司有員工160人左右，其中農業技術人員有近60人；而這60人中，新疆則占了40人。而去年年底，愛科農在新疆的農業人員只有2名。

阮航所在的云地農服也表現出了這種趨勢：一個20人左右的科技公司，絕大多數人員在新疆，他們的工作是下地做農服和平臺研發，且幾乎都是90后，“北京團隊只有2名技術人員，做供應鏈平臺研發”。

甚至，越來越多農業科技公司也到新疆扎根。“烏魯木齊有個軟件產業園，前幾年這個產業園一直空著，但從去年開始，來了一批做農業科技項目的公司。”云地農服CEO胡志宏說。

農業技術服務公司大蚯蚓創始人李迅也有這個感受。今年春他受邀去了一趟西北，見了一幫以90后為主的年輕人，“他們之前做水利工程，現在也希望結合先進農業科技，來改造高標準農田運營模式。”

就連農業高校，也開始走向農業產業深處。作為湖南農業大學“神農學者”客座教授的李迅，在今年明顯感覺到，身邊老師談論將農業技術轉化成項目的時候越來越多了，農業高校也開始到市場上拿項目，“像創業公司一樣”，從過去的純學術研究，開始向產業延伸，推出可落地的解決方案。

很多年輕人從事農業，確實出于喜愛。熊貓資本合伙人李論從2020年開始將目光投向農業，并走訪了許多農業場景和項目。他發現，喜愛農業的年輕人“毫無疑問是變多了”。甚至在跟他們深入交流之后，李論能感受到“眼睛里有光，跟不喜歡農業的人不一樣”。

他們看到了什么機會？

李論的看法是，一方面土地的客觀條件正在變化，大量的土地開始連片，高標準農田越來越多，農村環境越來越美，這成為吸引年輕人的動力之一；此外農業科技公司到了要突破場景的時候，而大田集中的新疆、黑龍江是最好的選擇。

當年輕碩士們涌向大田，傳統的種植方式也在變化。

按過去傳統農村勞動力的水平，一個農民靠人力的年種植規模，大概10畝就是極限了；用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設備后，這個數量大概在50~100畝。

但放到新疆，這種效率是不能接受的，因為當地的農田太大了。

從小在新疆長大的葉肯奔對家鄉面貌十分熟悉。

“這里的土地，規模小的也要六七百畝一塊，大的要上萬畝。”而作為愛科農在新疆公司運營部第二大隊的隊長，葉肯奔要跟團隊一起管理整個博樂市近10萬畝的土地。

韓軼的工作地點在伊寧，緊鄰邊境線。這里大部分地塊的規模要1000畝以上，有的會達到7000畝。“我們示范田完全是自己管理，兩個跟我一樣年輕的人，二十四五歲剛畢業，管8000畝的農田。”韓軼稱。

而在內蒙古通遼市大田工作的夏浩然，則跟另外兩名同伴管理著10000畝玉米地，平均每人要管理3000多畝。

別看管的農田面積大，可農忙節奏是一樣緊的。比如說播種，就只有那十幾天的時間，錯過農時就很難補救了；收獲也是一樣，到時間就要立即收上來，不然作物凋零收割更麻煩。

因此最考驗的是，如何提升農田的管理效率。

整個農作物的周期可以粗略分為三個環節：播種、生長管理、收割。

播種相對較簡單，作物的生長管理則要精細得多。

在真正接觸農業之前，愛科農新疆分公司運營部葉肯奔曾經一度認為，只要把種子種下，年底就能收割，“后來才知道，你還得管理，了解每個作物的生長節點，做相應的除草、施肥、澆水等等工作。”

他從新疆農業大學種子科學與工程專業畢業，在學校里學到很多作物生長、農田管理等農業知識。但這些知識一到大田就沒法用了，“大田一般都是幾千畝、上萬畝，環境太復雜，靠人的經驗很難預測作物生長變化，進行精細化管理。”

而且這種精細化管理，并不是誰都能做。“我們做精細化種植，會用到很多種模型、算法。”

用愛科農農藝師鵬飛的話說，這類種植模型可以理解為AI，“模型的建立需要大量數據來反饋、校正。”

因此，他的工作不僅要監督執行種植方案，更重要的是收集大量數據并優化模型：監測作物長勢，采集數據，包括土壤數據、氣候數據、作物數據等，然后上傳數據，由模型組進行數據分析，優化模型，并就田間異常給出解決方案；此外，所在農場的農事操作都是由種植系統自動生成，發送給工人執行，然后進行記錄，所有操作都有據可查。

“在玉米后期，我們在一塊田里大概要采集1200個數據。你可以想象那種畫面，一到農田，我們就掏出設備，然后按出1000多個數。包括作物葉子得長和寬，葉綠素含量等等。”在新疆做農服服務的韓軼告訴「甲子光年」。1998年出生的他，畢業于新疆石河子大學，已經在當地農場工作了一年多。隨著工作的成熟，他對這份工作也越發喜愛。

可以預測，隨著越來越多的農作物生長被數據“解構”，數據反哺到模型中，當數據達到一定量級，“種地”便不會在局限于農民的腳步所及。屆時，一個人甚至可以管理無數畝同類的農作物。

這不是高學歷人才第一次走向農田。

「甲子光年」曾在農業科技領域采訪過多位創業者，大致勾勒出一條高學歷人才流向農業的圖譜：

• 2012年之前：以老一輩農業專家為主，主要做種植、養殖的小規模實驗，分布在各地的試驗田；

• 2013-2018年：科技創業者為主，多為科技公司高管、農業博士等，嘗試將農業科技落地，比如愛科農創始人郭建明是中國農業大學博士，大蚯蚓創始人李迅是湖南農業大學客座教授，他們創辦的公司也多分布在北上廣深等科技發達的一線城市；
• 2019年之后：之前科技落地農業的路徑被驗證，年輕的科技人才加速流入，他們以本科碩士生為主，地點也從一線城市向新疆、內蒙等耕地更集中的地方。

因此，當越來越多年輕本科、碩士走向農田，實則是科技在農業領域加速落地。

過去十年，中國農業的科技化進程經歷了一場大洗禮。

從2010年開始，國內土地流轉加速，加上移動互聯網帶來的互聯網科技浪潮崛起，以物聯網、智能硬件、決策分析系統為代表的科技逐漸進入農業，并獲得投資人青睞。第三方數據顯示，到2016年，農業和食品領域初創企業融資出現第一個高峰。由此，農業開始獲得大量科技創業者、農業博士的關注。

彼時，農業面貌大有煥然一新之感：前端有無人機飛到農田，播種、撒藥、植保；中端，一些數字化管理平臺、大屏等設施紛紛走進農業場景；后端則是各種農產品電商平臺紛紛崛起，意圖用互聯網技術打通農產品流通。

光鮮沒能維持多久。無人機植保在大田成為一種提升農事效率的利器，但在小田或者山區則毫無用武之地；農業大屏和數字化管理平臺則因為不夠實用，在to G的示范項目里變成一種擺設；而農產品電商平臺則因為難以跨過供應鏈等難題倒在了消費互聯網的寒冬里，比如近日被曝資金鏈斷裂的每日優鮮和一眾倒下社區團購項目。

2020年，「甲子光年」曾跟一位農業科技從業者交流，他表達了一個觀察和感受：現在的數字農業工程，做了很多大屏、光譜、精準農業的事情，但真正用數字化去解決農業實際問題的工程卻很少。

之所以這些數字化技術沒能真正落到農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人來運營——項目建成，就成了展示，無人維護，也無人更新數據。

沒有數據，“科技”也就無從發揮作用。

但隨著越來越多年輕的本科碩士們俯身進農田，采集數據，完善模型，科技也真正走向農田。

韓軼舉了一個例子：他在巡田時看到作物葉子變暗發黃，一測葉綠素只有27，而正常的標準應該在47~50之間。于是他立即將這一變化上報，并判斷是水肥沒跟上。

通常情況下，一提到農田肥力不足，農民首先會想到補肥。他會憑借經驗買來化肥，然后估算著量撒到農田里。這里面的問題是，肥料包含幾十種元素，農田真正缺的是哪幾種？缺多少？這些問題都不能精確解決。最后，就出現施肥不見效、乃至浪費的情況。

“我們按照模型分析，加上農業專家研判，分析出農戶之前用的肥料只有尿素和二胺，缺少其他元素。因此建議是，把普通的尿素換成加鋅、腐蝕酸和磷酸二氫鉀的尿素。”韓軼稱。7天后他再去巡田，作物的葉子恢復了綠色，葉綠素的值也回到39，接近正常。

如果不是真正扎到農田里，你很難有這樣的判斷。

云地農服從農產品供需場景切入，用數字農業服務平臺在土地分散經營現狀下實現集約化管理和運營。“你可以理解為一頭抓農戶，一頭抓市場。把市場的產品需求和訂單轉化為產品標準，再倒推種植標準，從農戶端優化種植和管理。”創始人兼CEO胡志宏告訴「甲子光年」。

而作為云地農服CTO的阮航，則用代碼將這一想法變成現實。從農田地圖、到采收調度系統，都是他帶著研發團隊，在農田找需求、采數據，一步步做出來的。

以前，他不僅連一句新疆話也聽不懂，還對新疆的農產品分布也毫無概念。但今天，他已能熟悉地說出新疆不同地方的主產作物面積，比如焉耆盆地工業番茄的種植面積是18萬畝，辣椒種植面積60萬畝……

科技落下去，還要有效果出來。用數據“種”出來的農作物，到底有什么不同？這需要產量說話。“去年我們通遼的農場收獲后，平均每畝地的玉米產量是700公斤。周圍其他農戶的玉米畝產大概在500公斤左右。測算下來，數據化平均能提高20%~30%的玉米畝產量，也能降低一部分農藥的成本。”鵬飛稱。

產量提升之外，農產品的銷售也與下游加工廠更加匹配。胡志宏以某客戶采購番茄加工番茄醬為例，2019年在平臺介入前，某客戶加工番茄醬的單耗是7.68，即7.68噸番茄才能出1噸番茄醬；2020年，通過數字化平臺對番茄分類和匹配后，客戶加工番茄醬的單耗就降到6.86，也即只需要6.86噸番茄就可以出1噸番茄醬。

精準匹配后，不僅讓下游農產品加工廠加工成本降低，也增加了農民的收入。

這也讓阮航有了更多的信心。“每到收獲季，看到農戶都打開手機用我們的軟件，而不再是拿舊賬本記產量，我能明顯能夠感覺到我們給他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的變化，我的滿足感就會油然而生。”

“變化一旦發生，你就再也回不去了。”阮航感慨道。似乎這是在說他眼中的農民，也在說自己。

時間撥回到過去，農民對科技是抱有疑慮的。

“之前很多科技公司來新疆，其實并沒有帶來真正的科技，當時大概90%的農服公司，就是幫助種子、化肥公司賣農資，或者賣農機。”一位農業從業者表示。這種方式，出發點就不是為了提升農戶產量，導致的結果就是，很多農民并不相信“農業科技”。

但現在，這種情況正在改變。“作物的生長騙不了人。如果周圍的農民看到你農田作物長得好，收成好，就會問你用了什么，我們把種地的明細拿給他看就好了。”農藝師韓軼說。

這種方法，比直接去推銷農服的效果要好得多。“我曾經遇到一個農戶，有一次跟對方商量為他們提供種植管理服務，結果他看到我們的無人機就把型號說出來了，然后還說自己也想搞一臺。他們已經開始接受這種新的農業服務模式了。”韓軼說。

他告訴「甲子光年」，目前他接觸下來的農戶，基本都接受了這種模型化的種田服務。

胡志宏在跟新疆當地的農戶交流

另一個變化是，那些當初反對孩子從大城市流向農村種地的家人，也開始理解、甚至支持這種選擇。

鵬飛畢業后選擇進入農業領域時，曾受到家里父母的不理解，“在他們的認知中，農業是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行業，風吹日曬很辛苦。”

不過在他的“科普”下，父母也開始了解現代農業都是靠智慧種植方案、衛星遙感監測、無人機巡田等科技手段進行農業管理，“現在他們除了好奇，還很欣慰！”鵬飛說。

葉肯奔的父母也一直務農，但他們并不排斥兒子的選擇。“他們很尊重我的選擇。最初我從一個穩定的工作崗位上辭職，來到現在的工作崗位，他們都很支持。”

甚至一些人已經在新疆“扎根”。今年24歲的韓軼是從黑龍江到新疆求學，如今已經畢業后已經在此安家工作，“像我們很多同學，也都留在這里從事農業口的工作。”

為了區別于老一輩新農人，這些95后的“農民”們被冠以一個更可愛的稱呼——新新農人。拼多多發布的《2021新新農人成長報告》顯示，以95后為代表的“新新農人”已經成為推動農產品上行的嶄新力量。截至2021年10月，平臺“新新農人”數量已超過12.6萬人。

但也有父母，對下一輩的這份選擇仍心懷顧慮。

阮航的父親，已經不止一次勸說兒子回到武漢。“前段時間，父親還勸說我，為什么要在那么遠的地方漂著。還有我的外公，他一直在農村生活，過去我經常給他講在互聯網公司的經歷，他很感興趣，可一講做農業的事情就不想聽了。”

“我就是從農村出來的，很理解父母的這種想法。尤其父母種了一輩子地，你讀完書后又回來種地。大家會覺得你又回到了一個很落后的行業。”夏浩然說。但農業需要年輕人來改變。他已經想好了自己的下一步規劃：“一是往技術崗走，成為農業技術特別牛的人，任何人都問不倒；二是發展自己組織、溝通、交流能力，成為領導層。兩方面都得具備。”

父親的擔心也沒動搖阮航的決心。“我們做的事情，跟傳統的農業還不太一樣，是有科技的東西在的。”阮航的計劃是，先把已有的平臺和服務模式在新疆跑通，然后將業務向東部擴展。

就算不會長久地在新疆生活，農業也已經成了他事業的一部分。

2021年12月，中國老年學會農村養老分會主任朱啟臻曾在一檔節目中表示，中國勞動力的老齡化是有目共睹的，很多農村種地的都是老人，然而“老年群體很難承擔現代農業的主體責任”。他提到，未來農業必須有年輕人，農業能不能現代化，一定是看它能不能吸引年輕人。

倘若把數據放大，2022年我國高校應屆畢業生1076萬人，10余萬的“新新農人”確實是少數，但一代人的心態變遷已經不可阻擋：比如抖音上，曾經的“李子柒”和當下的“張同學”都因展現農村風貌和生活而大火全網，賺足了年輕人的目光和熱情。

這映襯出，農業、農田不再是年輕人避之不及的落后之地，而是蘊含科技和詩意的向往之所。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