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槌再次敲向濾鏡。 

就在2021年7月，挪威兒童與家庭事務部 （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Affairs） 通過了一條法案，規定社交媒體網紅和廣告商必須對精修或PS過的照片加上水印，注明“本照片經過編輯”。 

這項法案是2009年挪威《市場營銷法》 （Marketing Act） 的修正案，挪威議會以72票對15票的壓倒性支持通過。 

其頒布意味著，在挪威這個國度，無論是面容還是身材，但凡發布經過濾鏡加工美化來達到盈利目的美顏照片，聲明都將必不可少。 

當我們習慣了濾鏡作為必不可少的存在時，已經遺忘了它先前所帶來的無數爭議。而挪威的這部法案，又將我們拉回到對濾鏡的反思視域中。 

不過，作為一種取悅自己與他人的工具，濾鏡的“有罪論”，真的合理嗎？ 

社交媒體、自拍照片、美顏濾鏡——這三個關鍵詞結合在一起，不由把我們引向一個代表性事物： 

Instagram。 

2013年，一篇來自Fastcompany.com的報道，就曾相當嚴厲地指責過Instagram所營造的“楚門的世界”： 

“這便是Instagram呈現的模樣——宛如一場盛大的派對。難道我們不希望能夠呈現在別人眼中的生活，遠比實際狀況更加光鮮亮麗嗎？濾鏡的作用，不就是涂抹掉那些不希望別人看到的真相嗎？” 

此時此刻，距離Instagram正式上線還不到3年，剛剛被Facebook以10億美元收購。然而，在一些媒體眼中，這款因五彩斑斕的圖像濾鏡而大放異彩的互聯網產品，也正因濾鏡在創造負面效應。 

《Instagram如何險些毀掉我的生活》，這是Fastcompany這篇報道的標題，態度立場與嚴厲程度一目了然。 

這僅僅是個開始。隨后，越來越多的傳統媒體，開始圍繞“自拍社交網絡”這個主題，展開連篇累牘的探討與質疑： 

《時代》毫不掩飾地把Instagram定義為“用戶心理狀況最糟糕的平臺”； 

《衛報》拐彎抹角地承認“Instagram應該是美好的”，但是……“為什么讓用戶如此痛苦？” 

CNN則搬出了踩一捧一的套路：對于年輕一代心理健康最有助益的平臺是什么？是Youtube；那么把這一代年輕人傷得最深的平臺又是什么？是頂著濾鏡的Instagram。 

所有的這些口誅筆伐，都指向了“濾鏡”。那么，濾鏡究竟做錯了什么，竟然引來如此高頻的攻訐？ 

youtube上的自媒體用戶對Instagram的指責

在諸多媒體和自媒體的報道中，一篇來自英國公共衛生皇家學會 (RSPH)的調查報告，被頻頻引用： 

2017年，通過對1500名年齡14~24歲的英國居民進行調查，RSPH得出了一項結論：在對當時年輕人群之間流行的五大平臺——Youtube、Twitter、Facebook、Snapchat以及Instagram——用戶的心理狀況 （包括睡眠質量以及錯失恐懼癥發作頻率等等） 進行綜合評定之后，結果顯示，表現最差的正是Instagram。 

明明只是分享一些經過濾鏡美顏的自拍照片，為何Instagram的用戶印象如此不堪？ 

RSPH首席執行官Shirley Cramer認為，Instagram和Snapchat會刻意引導用戶“過于注重外在形象”，進一步加劇年輕用戶對外貌缺陷產生的焦慮感。 

而在這份報告的創作者Matt Keracher看來，Instagram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引誘用戶 （尤其是年輕女性） 將自己的真實相貌與那些藉由濾鏡調整處理過的美顏造型進行對比，刻意放大外貌存在的缺陷短板，促使她們利用濾鏡修飾自己的照片，從而讓自己看起來更“完美”。 

與此同時 ，挪威兒童與家庭事務部的研究同樣表明，奧斯陸學校超過一半的10年級女生在與心理健康作斗爭，厭食癥是少女死亡的第三大最常見原因。 

“年輕人面臨著社交媒體上那些完美的模特網紅帶來的巨大壓力，從而對自我形象產生懷疑。”兒童和家庭事務部表示：“其實那些展示的模特照片通常都是經過PS的。它們只是向年輕人展現了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理想中的美。” 

總之，多管齊下的批判之后，濾鏡儼然變成了誘發精神疾病的嶄新禍源，似乎所有社交網絡用戶的心理問題都可以找它埋單。

但是，虛張聲勢也好，飾垢掩疵也罷，即便確實有嫌疑成為某些公眾問題的誘因，作為工具，“濾鏡”的存在立場很明顯是居于中立的。相比于不假思索地斷定“濾鏡有罪”，一些更耐人尋味的問題，似乎更加值得我們思考： 

濾鏡究竟是從何而起的？我們為什么要創造濾鏡？

“美顏焦慮”引發的社會問題，確實是由“美顏濾鏡”而起的嗎？

廣義上的“濾鏡”演變史，其實要比我們許多人的印象來得更為悠久。 

早在繪畫統治視覺藝術領域的時代，標榜寫實的肖像畫，刻意美化的人工濾鏡就已經屢見不鮮。舉個最有名的例子： 

《跨越阿爾卑斯山圣伯納隘道的拿破侖》，雅克·路易·大衛創作于19世紀早期，號稱“前攝影時代最傳神的寫真”，對后世的視覺藝術產生的影響不可估量。 

拋開不同版本帶來的配色差異不提，單從構圖來看，這無疑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杰作。然而，在熟悉歐洲近代史的朋友看來，這幅畫簡直就是“濾鏡美顏”的集大成者： 

坐騎前蹄高高揚起的威武姿態，將拿破侖的騎乘姿態精確定格在“屈膝”與“上半身垂直于地面”之間，巧妙掩蓋了這位好戰者不足1.7米的身高； 

肩部膨大的斗篷，讓這位法蘭西皇帝比例過人的頭顱看上去沒那么夸張； 

最后，這位征服者胯下的坐騎，更是美顏濾鏡火力全開的杰出典范——面對阿爾卑斯山漫長曲折的棧道，當年的拿破侖壓根就沒騎馬： 

——沒錯，歷史上為拿破侖征服阿爾卑斯山立下過赫赫戰功的坐騎，其實是一頭驢。

所以說，遠在攝影技術誕生之前，“濾鏡”就早已成為人類藝術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而在銀鹽攝影技術誕生之后，真正意義上的物理濾鏡，更是徹底改變了我們看待與記錄世界的方式。 

和“用絲襪罩住鏡頭創造朦朧感”以及“在鏡頭涂抹凡士林創造柔光效果”的古拙套路相比，直接扣在相機鏡頭正前方、完全改變成像效果與照片色調的光學濾光鏡，無疑是膠片攝影留給數碼影像時代最寶貴的遺產之一。 

這一創造，不僅使“濾鏡”概念得以產生，而且，那些偏色、失焦和過曝的經典成像特效，有相當一部分演變成為了Instagram最受歡迎的照片濾鏡。直到今天，它們依舊是“INS風”所不可或缺的一環。 

除了在鏡頭上動手腳之外，圍繞“曝光”這個成像環節，銀鹽時代的攝影師更是耗費過無數心思。 

剔除可見的瑕疵、銳化主角輪廓、提升區域亮度、增強指定范圍清晰度……諸如此類的后期特效，都可以由技藝嫻熟的攝影師，通過復雜的暗房操作化作現實。 

顯而易見，這個時代的“修圖”與其說是一門技術，不如說是一門藝術。這種技術含量極高的手工藝影響深遠，以至于個人計算機圖形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開發者最先想到的，就是“修圖”這個命題。 

1987年，密歇根大學計算機視覺系的在讀博士托馬斯·諾爾，在Mac平臺上開發了一款名為Display的圖形編輯軟件。利用這款軟件提供的摳圖、調色、套索和魔棒等功能，Mac用戶可以輕松實現曾經被暗房攝影師掌控的修圖秘術，并且效率更高，工序更簡單，還能隨時保存導出。 

試用這款軟件編輯過自己夫人的照片之后，托馬斯·諾爾的哥哥約翰·諾爾大受震撼，決心將這款簡便易用且潛力無窮的圖片編輯工具進行商業化。 

考慮到“Display”的叫法確實不夠朗朗上口，兩兄弟隨即給軟件換了個更通俗易懂的名稱——Photoshop，就這樣誕生了。 

隨后發生的一切，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照片不再是“眼見為實”的鐵證。而在2008年，韋氏詞典決定將Photoshop作為詞條正式收錄。 

隨著Photoshop的登場，距離我們熟悉的社交媒體濾鏡亮相，只剩下最后兩塊多米諾骨牌了：

2004年，Facebook成立，Web2.0時代的互聯網原住民，深切感受到了“社交”這個主題的魅力； 

隨后，2010年，劃時代的iPhone 4高調公布，正式開啟了屬于公眾的移動互聯網時代。無數廠商和用戶頭一次意識到，原來手機鏡頭也可以成為核心賣點，并且在后期App的協助下，輕而易舉就能實現與相機鏡頭濾鏡別無二致的效果； 

最終，2010年10月6日，一款整合了所有功能需求——即時可見的特效濾鏡、便捷易用的照片分享——的應用，正式在AppStore發布： 

至此，屬于自拍社交網絡與SNS濾鏡的時代，由Instagram拉開序幕。 

我們也由此可見，盡管從移動互聯網發展史的角度出發，Instagram屬于典型的黑馬應用，但助推這家SNS平臺一夜爆紅的真正原動力，擁有遠比互聯網歷史更悠久的發展歷程。

從文化的層面來說，把這種原動力視作人類感性需求不可分割的一環，也就是對“美”的追崇本能，同樣不為過。 

問題是，既然“美顏濾鏡”是人類追求美的本能催生而出的階段性成果，那么，現如今加諸在“濾鏡”頭頂的諸多罪過，是否在歷史上早已存在先例？ 

答案無疑是肯定的。 

事實上，前文RSPH報告中提及的“過于注重外在形象”，以及“刻意放大外貌存在的缺陷短板”產生焦慮感，進而“嘗試修改自己的外型，讓自己看上去更完美”等一系列癥狀，影射的正是臨床心理學領域的經典心理障礙之一，軀體變形障礙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BDD） 。 

早在1886年的時候，意大利心理學家恩里克·莫塞利就報告了一種“奇怪的畸形恐懼癥”，患者的外貌明明沒有任何問題，卻莫名其妙地篤信自己的軀體存在畸形。 

1980年，在美國精神病學會出版的第三版《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 （DSM） 》當中，承認了這種心理障礙，并將其劃分為“非典型軀體形式障礙”；隨后，在1987年公布的DSM修訂版當中，這種心理障礙終于擁有了“軀體變形障礙”的正式命名，并成為臨床心理學的研究課題。 

因此，偏執地認為自己的相貌和身材不夠完美，想方設法用各種手段加以“彌補”，壓根就不是社交媒體時代濾鏡開創的“禍患”。 

美國焦慮與抑郁學會 （Anxiety & Depression of America，ADAA） 專家艾達·戈比斯認為，爭議巨大的社交媒體濾鏡，不會對真正的BDD患者癥狀造成影響： 

“對于患有BDD的人來說，再多的外部影響，也不會改變他們照鏡子時對自己的看法。濾鏡是一種趨勢，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逐漸淡出；但對于BDD患者來說，‘濾鏡’就在他們自己的大腦里，SNS上的任何改變都不會影響BDD癥狀，只有內在的改變（藥物和引導治療）才能挽救他們的生命。” 

綜上所述，即便濾鏡確實可以對用戶的心理狀態產生擾動，實際的影響程度依舊很難達到誘發心理疾病的“禍患”程度。不加節制地使用或許會催生焦慮情緒，但“焦慮癥”明顯就屬于夸大其詞了。 

說到底，倘若我們的精神真有那么脆弱，會被濾鏡這種探求“美”的簡陋工具輕易摧垮，貫穿文明史的“美學”壓根就不會誕生，不是嗎？ 

認同也好，憎惡也罷，濾鏡早已進入我們互聯網生活，并不可分割。它的應用范圍也正在從圖片媒介延伸開來，短視頻、直播都成為濾鏡應用的介質。 

不過，濾鏡到底有沒有值得肯定的價值？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它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前景？ 

結論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到目前為止，圍繞這兩個前瞻問題所產生的討論不勝枚舉，但自洽程度最高的答案，居然來自與科技和互聯網領域并無親密交集的美妝行業。 

早在濾鏡剛剛從“調色”向“美顏”轉變的時候，美妝行業的眾多Kol就敏銳地意識到了這項工具蘊含的潛力。 

而當“美顏濾鏡”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大行其道時，一部分美妝KOL透過千篇一律的“美顏”模板，精確捕捉到濾鏡能夠“零成本改變相貌”的本質，隨后催生出不少即便無法被主流審美接受、至少也可以留下深刻印象的另類妝容。用美妝媒體的報道標題來說，就是“少媚俗，多前衛”。 

而這種不再拘泥于“網紅模板”的美化思路，確實讓我們看到了濾鏡的另一種可能性： 

倘若濾鏡能夠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千篇一律的“美顏”，而是一整套毫無違和感的嶄新外貌身份，諸如種族、膚色、殘疾和遺傳缺陷對外觀的影響統統就有可能被消弭一空，“容貌”的定義也將徹底被改寫。這會不會就是濾鏡的存在價值？

的確，從濾鏡以往的發展歷程來看，一旦掛上“種族”這個要素，立刻會招致巨大的爭議——2017年的時候，Face App就曾因上線“人種濾鏡”橫遭無數用戶和媒體批判，收獲一批差評之后，不得已匆匆下架功能。 

但在另一方面，作為一款美顏濾鏡應用，FaceApp標志性的改變年齡、性別以及編輯面部特征功能，在公眾當中使用擁有很高的人氣和認同度。換句話說，從用戶的角度出發，對于“徹底改變外觀造型”的視覺濾鏡并沒有那么排斥。 

現在，Instagram上已經出現了Body Colors這種改變膚色的濾鏡；不僅如此，隨著AR技術的進一步發展 （Body Colors濾鏡本身就是利用Facebook的Spark AR Studio開發的） 、穿戴式AR眼鏡的正式普級，生活在我們現實生活視野中的所有人，都有可能通過24小時開啟的濾鏡實現“容貌自由”。 

當我們意識到，曾經引發無數爭端的種族外貌差異已經在濾鏡的作用下蕩然無存的時候，我們還會繼續否認濾鏡的價值嗎？

歸根結底，圍繞濾鏡展開的諸多爭議，本質上更接近于新瓶裝舊酒的指摘。更進一步說，這屬于非常標準的“思維觀念跟不上技術理念”產生的認知問題。 

與其杞人憂天自尋煩惱，為什么不能多給互聯網一點時間，等到快速迭代的硬件載體呈現出濾鏡的完整形態，再來蓋棺定論做出評斷呢？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騰訊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壞橙子，36氪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