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是增長之源，就業是民生之本。技術進步對就業具有雙重影響，它可以創造新的工作機會，提升生活品質，也會替代部分崗位，帶來“技術性失業”。雙重影響產生兩難選擇，人們對技術進步又愛又恨。實踐表明，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總體是積極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指出：“取代勞動力的技術創新，并不會導致工業化國家的就業和失業率出現長期性變化。”但由于新技術對不同人群的影響不同，人們需要較長的調整和適應過程，兩難問題的擔憂仍然存在。

從一開始，人們發明機器就是為了替代工作場所的人力勞動。新技術通過接管由人執行的工作，給一部分人帶來陣痛，促成就業市場的變化。卡爾·馬克思指出：“機器不僅僅是工人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且總是置工人于失業的邊緣。” 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糾結在歷史上不勝枚舉。清政府曾激烈地反對修建鐵路，認為行李搬運工作崗位的喪失可能導致社會動亂。19世紀，英國工人為奪回被機器替代的工作崗位，搗毀機器，發泄憤怒，掀起“盧德運動”。

由于技術進步，之前存在的很多崗位已經消失或從業人員大大減少，例如電梯駕駛員、人力車夫、手工工匠、售票員、影碟租賃、記者等。以紡織業為例，它是很多國家最早工業化的行業，曾貢獻了我國60%的工業就業 （來源：《中國國民所得（1933年）》）。隨著自動化水平的提高，紡織業從業人員數量呈下降趨勢，僅2008-2018年就減少了41.4%，減少規模為333萬 （來源：國家統計局）。

對經濟學家而言，量化技術進步對未來工作崗位流失的影響是一項挑戰。但相關估計仍數不勝數，且結果差異很大。根據麥肯錫數據 （2017），中國、印度、日本和美國這四大經濟體將有2/3的雇員會被自動化取代；根據Frey 和Osborne估算 （2017），美國將有47%的工作受到自動化影響；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 （UNCTAD）數據 （2017），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將有超過85%的零售工人被自動化銷售替代；根據世界銀行數據 （2018），玻利維亞可能面臨自動化風險的工作崗位的比例是在2%～41%之間浮動，立陶宛是5%～56%，日本則是6%～55%；而OECD 認為很少有工作將會完全自動化，估計只有9%的就業機有完全消失的風險。預測值的巨大差異表明估測技術對就業的影響具有難度，它取決于經濟狀況、人才結構、教育培訓、社會保障和就業政策等各方面因素。

過去一個世紀，機器在很多任務中取代了工人的位置。然而，實踐表明，技術進步創造的工作崗位數量大于其淘汰的。約翰·肯尼迪精辟指出（1962）：“如果人們有發明新機器讓人失去工作的能力，他們也有才能去讓這些人重新獲得工作。”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到：“雖然機器在應用它的勞動部門必然排擠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勞動部門就業的增加。”農業的例子最為直觀。美國在1870年有一半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如今已不到2%（來源：美國白宮，2016）。我們可以認為，技術進步在150年的時間內把美國一半的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并為他們創造了工業、服務業等領域新的就業崗位。

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無疑會創造出新的職業類型，尤其是在數據分析、軟件和應用程序開發、網絡、人工智能、機器人和3D打印等領域。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新職業信息，最近三年我國新出現的職業分別有13個、9個和18個。其中由數字技術所創造的占多數，分別為12個、6個和6個。如下表所示。

表1 人社部等三部委近三年發布的新職業信息

數字經濟已成為吸納就業的重要領域。2018年，美國數字經濟行業共貢獻了880萬個就業崗位，占總就業人數的5.7% （來源：BEA）。2017 年，加拿大有 886114個數字經濟活動相關的工作崗位，占所有崗位的 4.7% （來源：加拿大統計局）。根據Tech Nation Report，2017年-2019年英國數字經濟就業人數增加了40%，達到298萬個，占全國勞動力的9%。在我國，數字技術催生出眾多的程序員、網紅和自媒體人等新群體，以及1500萬滴滴司機，950萬美團外賣騎手。而且，數字技術的就業帶動效應十分顯著。在美國，一個高科技職位能在其他部門帶動產生4.9個職位 （來源：世界銀行，2016）。微信也是這樣。根據信通院等機構的研究，2018年微信帶動的直接就業機會有527萬個，而帶動總就業機會達2235萬個。

技術變革可以迅速推動經濟增長，但并不能立即帶來社會工資水平的提高。美國經濟史學家Robert Allen （2009）研究發現，英國工業革命一經發生，人均GDP就得到大幅提升，但工資水平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幾乎沒有增長。Allen把這種現象命名為“恩格斯停滯 （Engels’ Pause）”。直到1840年之后，英國的工資水平才開始大幅提高，從而呈現出與人均GDP同步增長的趨勢。如下圖所示。

圖1 工業革命以來英國人均GDP和真實工資的變化曲線

來源：Robert C. Allen. Engels’ pause: Technical chang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equality i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2009

當下的情況似乎也是這樣。上世紀80年代至今，數字革命孕育興起。1979-2018年，美國生產率提高了69.6%，而平均時薪只提高了11.6%，看上去是陷入了“恩格斯停滯”。而在此前的30年時間，生產率和時薪幾乎同步增長。如下圖所示。

圖2 1948-2018年美國生產率和時薪增長對比圖來源：經濟政策研究所(EPI) ，2020年2月

如果我們進一步做行業細分，可以發現先導技術行業的工資水平往往率先得到提高。隨著技術應用的擴散，其他行業的工資水平也將逐步跟上。以零售業為例，對美國龍頭零售商普遍實行的15美元最低時薪，網絡零售商亞馬遜早在2018年就已率先實現，早于傳統零售商——好市多 （2019年）、克羅格 （2019年）、百思買 （2020年）、塔吉特 （2020年）、沃爾瑪 （2021年）。近日，亞馬遜進一步表示將雇傭7.5萬名最低時薪達17美元的新員工。

數字技術會大幅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 （BEA）數據，2018年美國數字經濟領域雇員的平均年薪達105473美元，是全美平均水平的1.49倍。數字技術越密集的工作崗位，其薪水就越高。根據Tech Nation Report，英國純數字技術工作崗位 （Digital native）的平均年薪為42578英鎊，不需要數字技術的崗位 （Non-digital）平均為32477英鎊，數字使能的工作崗位 （Digitally enabled）介于兩者之間，為35277英鎊。這充分說明我們要加快推進數字技術與各行各業的融合，提高數字密度。

技術進步解放人力，會導致這樣的錯覺——未來人們將會有更多閑暇時間。本杰明·富蘭克林曾經預言：“終有一天，人們每天只需工作四小時就足夠。”卡爾·馬克思也同樣期待有一天每個人都能夠 “上午狩獵，下午捕魚，傍晚養牛，晚餐后進行評論……即使這個人不是獵人、漁夫、牧人或者評論家”。凱恩斯（1930）預測，今天的我們或許已經實現了每周工作15個小時，如何消磨空閑時間將成為“人類自從出現以來第一次遇到的真正的、永恒的問題”。然而，事實證明，他們所預言的“勞動的終結”“閑暇革命”不僅沒有到來，很多人反而事務纏身、越來越忙。

從歷史數據看，人們的工作時長呈下降趨勢。1870年，法國、德國、美國、瑞典、比利時等早期工業化經濟體的年平均工作時長超過3000小時，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也有2755小時（來源：Huberman & Minns，2007）。今天發達國家的工作時長幾乎僅有150年前的一半。根據OECD數據，2019年其成員國的年平均工作時長為1743小時，英、法、德分別為1537小時、1511小時和1383小時。我們需要注意，工作時長的下降并不是均勻發生的，不同國家在不同階段的差異較大。進入本世紀，歐美發達國家工作時長下降趨勢日益停滯，以美國為甚。2011-2019年，美國的平均年工作時長保持在（1780±3）小時范圍內，幾乎不變。如下圖所示。

圖3 OECD和部分國家的年平均工作小時數，來源：OECD

在當今永遠在線的世界里，工作和生活之間的界限不再清晰。人們似乎不愿建立或不再遵循職場規范。下班后處理郵件、回復消息、討論工作已成常態，在工作時間處理個人事務、購物、瀏覽網頁也是普遍。甚至出現了“大小周”“996”“007”“摸魚”等職場新現象。當然，這也有可能就是數字時代的工作規范。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以“996”計算的工作時長遠遠超過工業革命時期的歐洲。背后的原因值得認真研究。

愛爾蘭總理利奧·瓦拉德卡 （2021）表示，越來越多的人“被迫在家中免費工作”。歐洲議會議員 （2021）呼吁，“斷開連接的權利” （Right to Disconnect）應該是歐盟范圍內的一項基本權利。近年，歐洲積極出臺措施保障勞動者 “斷開連接的權利”， 以更好保持工作與生活平衡。法國 （2016年）、意大利 （2017年）、西班牙 （2018 年）、斯洛伐克 （2021年）、愛爾蘭 （2021年）等國已經立法，英國、加拿大也在積極研究。在德國，大眾汽車、德國電信、戴姆勒和西門子等企業也采取強硬立場來維護勞動者在工作時間之外不回復工作通訊的權利。

技術進步對就業影響的內部機制是復雜的。 后來的事實不止一次證明，多數人都會有工作，人們也比以往過得更好。 當然，“經濟規律從來沒說過，每個人，或者大多數人，會自然而然地從技術進步中獲益” （埃里克·布林約爾松、安德魯·麥卡菲，2014） 。 面向未來，我們必須做最積極的準備。 “新技術帶來的挑戰并不在于創造的工作崗位太少，而是擁有填補這些崗位技能的勞動者太少” （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2020） 。 我們每個人都要努力提升數字素養和數字化生存能力，終身學習，受益終生； 政府部門需進一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尤其是兒童早期教育； 要高度重視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積極推進共同富裕。

參考文獻：

【1】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2】美國白宮，人工智能、自動化與經濟，2016年12月

【3】世界銀行，2019 年世界發展報告——工作性質的變革，2018年10月

【4】馬駿、司曉、袁東明、馬源、閆德利，數字化轉型與制度變革，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20年

【5】閆德利、戴建軍，數字技術如何影響就業，新經濟導刊，2018年9月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騰訊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閆德利，36氪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