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三年疫情給經濟造成的嚴重負面影響讓大多數企業做出了共同的選擇——保守擴展，降薪裁員，“零工經濟”開始被供需兩端廣泛接納， 特別是當大廠們過去風光無限的中高管被“畢業”，再一次討論“零雇工”不僅不違和，反而有助于解決當下人才短缺和人才浪費并存，供需雙方不匹配的畸形問題。而要真正盤活閑置的人力資源，就得對“零雇工”有全面而正確的認知。

零雇工是零工經濟的表現形式，是共享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型的人力資源匹配模式。

從企業的角度是“零雇工”，從勞動力的角度是“打零工”。

“零雇工”不等于零員工，零雇工本質上講的是要破除雇傭思想，不是老板養員工，員工的薪酬不來自老板，而是來自市場、來自客戶，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老板，對自己負責，人人都是CEO，每個人自發工作，自主管理，對行為結果負責。

 “零雇工”肯定行得通。在這個新的數字時代，供方在改變，需方在改變，供需匹配機制在改變。

勞動力供方市場90后、00后等年輕一代全面擁抱零工經濟，他們愛自由，愛靈活，享受彈性和變化，隨著“零工”的概念不斷被豐富，主播、寵物烘焙師、密室設計師、漢服造型師、奶茶試喝員、外賣運營師、收納師、創客指導師，“劇本殺”編劇、購物助理、睡眠熱線接線員，這些新職業大大豐富了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就業選擇。

而另外一批已經做到了企業中高管的職場40后、50后，他們一旦職場遇挫，再回到穩定的公司上班的可能性極小，年齡大和不愿降格以求，導致機會嚴重缺乏，此外還有退而不休、老當益壯的新老年人，他們的就業方向基本就在利用人脈積累和供應鏈資源，以個體或小團隊形式服務配套于中大型企業。

勞動力需方市場，在這些年的黑天鵝和灰犀牛事件的不斷洗禮下，更是謹慎用工，招聘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和劣幣效應，促發了企業逆向選擇，面對有著越來越高維權意識的求職者，以及各種硬性的成本支出和政策要求，企業傾向少用人、不用人，機器替代，不讓企業受制于固定人力投入，大量采用靈活用工方式、勞務外包方式，對高級人才也開始傾向于咨詢服務模式。

隨著國家政策的不斷順應零工經濟和數字技術在協作能力上的持續進步， 加之當前我們國家在朝著一種服務型社會的方向發展，零雇工企業在現實地顯著增長，打零工的人也突破到了2個億，這還不算副業做零工的人。 

過去對于零雇工的質疑，是對于個人保障制度的擔憂，其實只要有清晰的結算關系，能夠讓勞動付出者，價值實現者，實實在在獲得收益，各類社保的繳納，是個人出，還是公司出，這根本不成為問題，大家也接受在基礎保險外，個人按條件做商業保險配置。 

當社會的普遍用工關系從“公司+員工” 變成“平臺+零工”，需要的是有支持企業變成平臺的一系列舉措方法，從觀念認知到機制設計，再到工具打造，這些會讓“零雇工”真正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