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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制造業在加速回流嗎

財經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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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4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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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響,雖然美國國內制造業生產總值增長7.3%,但卻比之前更加依賴14個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的制造生產

文 | 賀曉青 周鵬遠
自2009年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提出“重振美國制造”到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再到目前美國總統拜登一系列的“制造業回歸”,美國制造業回歸一直是美國乃至全球制造產業鏈的焦點問題之一。
在科爾尼的新近年度報告《美國制造業回流指數》2021年中,通過跟蹤美國制造業從包括中國在內的14個亞洲成本優勢國家和地區回流本土的趨勢,我們發現美國制造業對低成本國家或地區的依賴程度正在繼續提高,但從該研究的企業高管調研中,美國企業開始更多地考慮將生產基地遷到離美國市場更近的地方。
這一看似矛盾的結論,恰恰揭示了在全球孤島化趨勢加劇的當下,全球產業鏈也難以獨善其身。
這一全球產業鏈重塑過程,正面臨多個不同方向的形塑力量——全球高通脹壓力、中美關系的挑戰、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疫情沖擊與應對帶來的時斷時續的供應鏈、持續的貿易戰、氣候變化的壓力、地緣政治與地緣戰爭的沖擊等等。
本報告還揭示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制成品份額繼續下降,從2018年的66%降至55%。
 
從2020年第四季度開始,隨著其他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從疫情中復蘇,美國再次減少了對中國進口的依賴。對美資制造業企業而言,中國大陸之外,亞洲其他國家(如越南)、美國近岸地區(如墨西哥)和美國本土,提供了三大類回流選項。
因此,對中國而言,如何通過堅定不移的持續對外開放和營商環境提升,加強相對上述三大回流地區的綜合競爭力將至關重要;此外有效加入各個區域貿易協定,有效經營產業優勢輻射區也同樣重要。
 
在短期內,平衡疫情防控與產業鏈順暢,則是近期的重要挑戰。對中國企業而言,尤其是具有較高對美國出口依賴的企業,也應在提升國內工廠與供應鏈競爭力的前提下,不妨進一步考慮產能的“主動流動”,考察亞洲成本優勢地區、美國近岸和美國本土的投資設廠機會。
科爾尼的年度報告《美國制造業回流指數》跟蹤美國制造業從14個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LCC)回流美國本土的趨勢。這些國家或地區歷來是美國制造業采購、生產和裝配的離岸外包目的地。

科爾尼的最新研究顯示,2021年,美國制造業對低成本國家或地區的依賴程度高于2020年,回流指數出現負值。但有強烈的跡象表明,美國制造業企業對回流的態度和策略正在發生轉變。在新冠疫情、貿易戰和關稅戰,以及供應鏈中斷等問題的共同影響下,美國企業開始更多地考慮將生產基地遷到離美國市場更近的地方。
通過對美國制造企業CEO及其他高管的調研發現,盡管制造業回流指數(RI)持續下降,但隨著美國資本貨物投入的持續增加,企業對制造回流的態度相比去年更加積極。越來越多的公司計劃在美國本土甚至鄰國墨西哥投資建廠。更有趣的是,企業也在相互觀望,看看回流美國或附近地區的企業是否足夠多,是否能夠達到建立與中國相媲美的供應商生態系統的臨界點。
有跡象表明,這個臨界點可能快要到來了,而且在當前的這個新階段新形勢下,企業對制造業回流有了新的定義。企業不再只看最低成本,而是開始追求最佳成本,并綜合考慮新的全球供應鏈的韌性、可持續性和發展變化。在此基礎上,企業可能會對一些近岸活動機會進行考察并做出優先選擇。
2021年美國從14個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進口的制成品總額占美國國內制造業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從2020年的12.95%提高到14.49%,重拾2019年的增長趨勢,RI指數為-154(見圖1)
美國制造業在加速回流嗎
我們看到,RI指數已經連續兩年為負值,2018-2019年中美貿易爭端引發的制造業回流正向增長趨勢發生逆轉。2020年以來,MIR同比下降67個基點。受新冠疫情及其他因素的持續影響,雖然美國國內制造業生產總值增長7.3%,但卻比之前更加依賴14個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的制造生產。
同時,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在努力把制造生產遷回離本國更近的地方。以這樣的趨勢發展,預計未來可能會看到美國從亞洲總體進口量的減少,尤其是從中國進口量的減少。
 
如圖2所示,在2022年3月開展的調研中,我們看到CEO和生產制造高管支持回流的情緒正在上升。在去年的報告中,78%的生產制造高管對是否考慮過或已經在將制造業務轉回國內這一問題的回答是“也許”或者“是的”。但在我們的最新研究中,持這種肯定態度的生產制造高管占比高達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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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告結果顯示,79%在中國有業務布局的制造部門高管已經或計劃在三年內回流部分業務,另有15%正在評估類似行動。
有趣的是,CEO等高層對回流的熱情似乎略低于制造部門高管:22%的CEO表示不考慮回流。制造部門高管和CEO之間態度的細微差別可能表明,制造部門高管對供應鏈日常挑戰有著更直接和緊迫的感受,因此會試圖尋找短期解決方案,而CEO是從公司長期整體戰略出發看待這個問題,他們尚不確信回流就是最終解決辦法。
2021年制造業回流指數也體現了美國國內制造業活動的積極增長趨勢。自2021年第二季度以來,美國制造業季度總產值已經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2021年,美國全國工廠活動指數(The National Factory Activity Index)徘徊在58至64之間,而2022年初該指數以接近59的數值強勁開局。(全國工廠活動指數超過50即表明美國制造業活動呈現增長。)
美國在中國的制造業進口占其在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進口總量的比例持續下降。
 
科爾尼2018年美國制造業回流指數中首次提出“中國進口多元化指數”(CDI),用于追蹤美國制造業進口從中國轉向亞洲其它低成本國家或地區的情況。2021年“中國進口多元化指數”顯示,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制成品份額繼續下降,從2018年的66%降至55%。
從2020年第四季度開始,隨著其他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從疫情中復蘇,美國再次減少了對中國進口的依賴,開始像疫情前一樣將制造業進口從中國轉向亞洲其他國家或地區(見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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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制成品減少,從其他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進口的占比增加。這種變化主要是因為產業轉移,具體體現在對初級金屬、紡織品、機械(電氣除外)等領域的進口明顯減少,其次是對計算機和電子產品以及其他制成品的進口也有一定幅度的減少。

例如,美國在中國的紡織廠產量下降了38%,而在其他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的產量增長了26%。但有意思的是,2021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量再次上升(如圖3所示),對此我們在2022年將會密切跟蹤。

從更多的制造業進口來源上看,美墨加貿易協定(USMCA)對某些行業的影響開始顯現(見圖4)。以初級金屬制品為例,墨西哥甚至是加拿大都看到了供應來源多樣化帶來的意外收獲。雖然2021年墨西哥各行業對美國制造出口都有所減少,但根據我們的研究,70%的CEO或已經計劃,或正在考慮,或希望將部分制造相關的業務轉移到離自己更近的墨西哥。

對此,他們首要考慮的五大因素有勞動力成本、勞動力可用性、商品質量、交付周期和物流成本。這種近岸外包究竟是應對疫情的權宜之計,還是高瞻遠矚的長期發展策略,時間會證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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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近岸外包

當問及為什么考慮近岸外包時,管理層給出了五個主要考量因素:

  • 勞動力成本

  • 勞動力可用性

  • 交付周期

  • 物流成本

  • 減少碳足跡

有趣的是,企業對這五大因素的排序會因規模不同而有所差異。最出乎意料的是,大型企業往往把勞動力成本排在第一位,尤其是當初因此選擇離岸外包的企業。但是這似乎也符合他們投資發展自動化的總體意圖,即緩解回流本土的高勞動力成本壓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商品質量并不在大型企業考慮回流的五大因素之中,但卻是中小型企業選擇回流的首要考量因素。此外,交付周期和物流成本是各個規模的企業都關心的問題,因為疫情期間交付周期和物流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我們對供應鏈完全回流美國和將部分供應鏈轉移到附近國家或地區(近岸外包)的細微差別進行了分析。數據表明,對“回流”的重新定義囊括了墨西哥、加拿大和中美洲等國家或地區,而且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未來投資潛力基本相當。接近70%的CEO表示正在評估、或者已經完成、或者計劃將業務轉移到附近這些國家或地區。其中,17%的CEO表示已經將業務轉移到墨西哥,16%表示已經將業務轉移到中美洲。這和我們對墨西哥及中美洲發展和投資的研究結果一致。比較出乎意料的是,36%的CEO表示將在未來三年內把業務轉移到加拿大,遠遠高于當前制造業活動趨勢所體現的水平,所以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美國國內制造業投資持續增加。
2020年4月以來,美國制造業逐漸復蘇,生產資料投入持續增加(見圖5)。與此同時,隨著消費者需求的增長以及全球供應鏈的持續緊張,制造商開始加大對機器人和自動化技術的投資,以提高國內制造的成本效率,克服勞動力和技能缺口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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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企業歷來都十分重視對機器人技術的投資,但它并不是唯一通過技術來彌補勞動力缺口的行業。根據自動化推進協會(Association for Advancing Automation)的數據,2020-2021年,機器人采購訂單增長67%,其中一半以上來自非汽車行業,如塑料、半導體、電子、金屬,甚至食品和其他消費品行業。
 
來自同行的回流壓力越來越大。
參與調研的CEO和制造部門高管表示將密切關注其他公司的做法,為自己做出制造業務回流、近岸外包還是留在原地的決策提供參考。81%的生產制造高管表示,看到其他美國制造業企業將業務回流本土或近岸外包可能會影響他們的決定,而61%的CEO認同這部分生產制造高管的看法(見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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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很多CEO表示利益相關者已經找他們談過考慮將部分業務轉回本國或附近國家或地區的話題。45%的CEO表示,公司員工曾與其談過希望他們能考慮回流,而其他利益相關者向CEO 問及此問題的占比分別為:董事會(36%)、行業組織(31%)、家人和朋友(25%),以及地方或州級政府官員(18%)。
因此,超過90%的生產制造高管和CEO都有近期回流本國或近岸外包的目標,其中80%的人更傾向回流本國,而非近岸外包。這一跡象表明,如今推動制造業回流已不止停留在意向層面。然而,大多數有回流計劃的企業指出,未來預期回流的業務不會超過總業務量的50%。這表明,人們仍然擔心本土或近岸材料和零部件的供應無法達到可以支持其業務回流或近岸外包的規模。
所以,盡管似乎已經接近制造業回流或近岸外包增加的臨界點,但其速度和程度取決于美國何時能夠達到建立供應商生態系統的臨界點,以及其他阻力和推動力如何變化。

制造業回流的阻力和推動力

從近期和中期來看,美國制造業回流的前景似乎比2013年科爾尼開始跟蹤美國制造業回流指數時更加明確,很多因素都有利于美國公眾對“美國制造”支持的增加以及制造業企業董事會的決策。

例如,沃爾瑪承諾將在未來10年投資3500億美元采購在美國制造、種植或組裝的商品,作為其“美國燈塔”計劃的一部分。沃爾瑪已經確定了若干優先在美國采購的類別,包括紡織品、塑料、食品加工、電機和金屬,以及藥品和醫療用品。其實,沃爾瑪并不是唯一希望加強美國本土制造的大公司。美國的其他一些國內和國際制造商,包括安進(Amgen)、富士膠片(Fujifilm)、英特爾(Intel)和薩博(Saab),都紛紛承諾要在美國建立生產基地,其中許多項目在今年啟動。

生產基地靠近市場還有助于促進可持續發展,比如減少碳足跡,提高其他ESG(環境、社會和治理)承諾的得分。經過我們的調研發現,ESG承諾在許多公司決定將其業務回流或轉為近岸外包的過程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比如,生產制造高管對減少碳排放和提高ESG價值的重視排在貿易政策和知識產權保護之上。對于大中型企業來說,通過回流來減少碳排放是至關重要的。

關稅政策和政府資金支持繼續為美國制造業的回流增添動力。到目前為止,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制造商品征收高關稅的政策仍在實施。將制造業務遷回美國或墨西哥附近,有助于減輕關稅負擔。即使有些政府行為看似鼓勵從亞洲進口,如為港口相關項目提供撥款以提高美國港口的處理能力并改善貨物流動等等,但實質上還是向國內制造業傾斜,因為申請這些撥款的公司必須同意支持國內采購和建設。

最后,通貨膨脹可能會影響消費者對美國制造產品的價格敏感度。以前,即使美國消費者表示更喜歡國內制造的產品,但并不愿意支付更多的價錢購買,往往會選擇低成本國家或地區(LLC)更便宜的商品。但現在,美國消費者已經感受到漫長供應鏈帶來的痛苦,由此產生的通貨膨脹推動了商品價格的上漲,即使是來自低成本國家或地區的商品價格也在上漲。之前的幾次調研結果顯示,在整個新冠大流行期間,美國消費者開始更加支持本國制造的商品,或者至少對本國制造的商品有了一些好感,并且開始愿意為這些商品買單。

然而,盡管制造業回流顯露出明確的勢頭,但仍有巨大的阻力需要克服。由于提前退休、消費降級、平價托兒服務緊缺、以及創業活動增加,美國的勞動力參與率遠遠低于歷史水平。勞動力短缺,特別是制造業技術型人才的短缺,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因為隨著自動化和機器人越來越普遍,吸引和留住技術型人才對于制造業的繁榮發展至關重要。

諷刺的是,各行業供應鏈的延誤既突出了制造業回流的必要性,同時也是導致回流計劃延遲的阻力。例如,貨物和原材料運輸集裝箱短缺和滯留瓶頸問題,以及鋼鐵制造等行業的積壓問題,都阻礙了制造商打造新產能和快速實現現有產能自動化的能力建設。

此外,政策環境也不一定總是能發揮積極作用。比如半導體制造業就是一個受供應鏈延誤嚴重沖擊的典型行業。2021年1月國會通過了《美國芯片法案》(CHIPS for America Act),批準撥款520億美元,扶持美國本土的半導體生產。雖然該法案有可能在短時間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因為美國參眾兩院的意見不統一,目前該法案尚未能落實。

最后,美國制造業回流的另一個重要阻力是交通基礎設施投資不足。多年來,美國沒有對道路、橋梁和其他實體和數字基礎設施進行投資,導致交通運輸效率低下和瓶頸問題,使得美國企業在本國經營的成本增加,加大了國內業務的擴展的難度。

新冠疫情對供應鏈帶來了沉重打擊。從這一教訓來看,如果想要保護自己及客戶不受疫情干擾,大部分企業都要將某種形式的“回流”納入其未來計劃的一部分。許多企業因為很難就近找到質量和成本都可以接受的零部件或材料供應商,所以不得不繼續保留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現有供應鏈。因此,在本國或至少在本地區范圍內尋找適合的供應商將是制造業企業成功“回流”的關鍵,盡管這在某些方面擴大了“回流”的常規定義。
從邊境以南尋找供應源......
 
科爾尼公司調研發現,越來越多的公司放棄了對最低成本的追求,轉而專注于最佳成本模式,不僅要平衡成本和韌性,還要考慮可持續性等因素。在這種新的模式下,更多服務于美國市場的公司將尋找更近的供應方案,包括尋找在邊境以南地區的供應源。反過來,這需要企業積極尋找合適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商,或將原有的生產或裝配工廠搬到較近的地方,最理想的是要讓制造商仍能享受“美國制造”的好處。
以上這些動向引起了墨西哥制造業的關注,新的服務提供商不斷涌現,如產品采購市場平臺ZIPFOX,企業可以在該平臺上尋找適合的墨西哥工廠。另外,Shelter服務商也在積極幫助投資者與墨西哥工廠牽線搭橋,確保其符合墨西哥的法律,同時幫助他們充分利用墨西哥IMMEX或Maquiladora計劃的好處。
據墨西哥Shelter服務商Co-Production International稱,由于各行業都在積極尋找替代中國制造或亞洲其他國家或地區制造的方案,企業對Shelter服務的需求增長了十倍。
 
這些企業除了依靠墨西哥公司或在墨西哥有業務的美國供應商外,還會看到更多的中國制造商在墨西哥投資布局業務,為美國市場提供材料、零件或成品。這種現象類似于中國當初在越南投資建廠,一為應對國內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壓力,二為規避美國進口關稅。
其實,這種趨勢早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就開始了。墨西哥外交事務秘書處預計,這將成為墨西哥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主要來源,將為新老美國客戶提供更多的供應商選擇,而且這些供應商可能是美國客戶早已熟悉的供應商。
另外,據墨西哥服務公司Innovation Procurement Solutions Services稱,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服務需求激增。這是因為中國和亞洲的供應商都在尋求區域化發展:即在墨西哥投資建廠,以便更好地供應美國客戶。例如,北美華富山工業園(Hofusan Industrial Park)是位于墨西哥蒙特雷地區的眾多工業園區之一。但這個占地2100英畝的園區是由墨西哥開發商(當地名門望族Santos家族)和中國投資商(華立集團和富通集團)聯合開發的。
雖然北美華富山工業園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商開放,但自2019年以來,入駐該園區的制造商以中國制造商為主。這些中國公司大多數是成品制造商,如家電、家具和家居用品,但預計未來其供應鏈生態圈也會在墨西哥建立業務,并開始為美國公司提供材料和零部件,這只是時間問題。
墨西哥并不是材料和零部件近岸外包的唯一選擇,中美洲地區很可能成為近岸外包的另一種選擇。美國政府近期對洪都拉斯等國家進行了貿易考察,鼓勵美國公司在那里投資,為當地居民創造就業機會,使他們在經濟上更有保障,減少他們向北進入美國的移民傾向。一些服裝企業已經在積極響應這一呼吁,例如Parkdale Mills在洪都拉斯建立了紡紗廠,以提升美國供應鏈的彈性。像墨西哥一樣,中美洲擁有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因而成為比亞洲更近的采購目的地。
“大離職潮”(the Great Resignation)導致的勞動力短缺迫使美國企業改變商業模式,減少對人工作業的依賴,更多關注提升流程的成本效益。ThomasNet在2021年7月進行的一項調研顯示,55%的企業計劃在未來12個月內投資發展自動化技術,不僅要提高效率和質量,還要提高靈活性、速度和透明度,從而提高適應變化的能力,而這正是許多企業在新冠大流行期間所缺乏的能力。
一些入選世界經濟論壇(WEF)“全球燈塔網絡”的北美企業則走得更遠,如DCP Midstream(DCP)和施耐德電氣。這些企業希望能充分發揮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的優勢,如人工智能、機器人和量子計算等等。據GlobeNewswire報道,工業自動化和控制系統市場預計將以9.2%的復合年增長率增長,到2030年市場規模將高達約2900億美元。
隨著自動化技術的崛起,企業必須考慮引進和培養更多高技能人才。建立更強大、更高水平的人才庫的辦法之一是幫助職業學校、社區學院和專科學院以及高等院校等開展培訓項目,通過資金支持、保障就業或優先錄用等手段培養學生從事高科技制造業工作所需的技能。此外,提供豐厚的報酬和明確的晉升路徑,以及為新老員工提供內部學徒、培訓和指導計劃,以彌合學校教育和實際工作所需技能之間的差距,也是吸引年輕、高技能人才的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
隨著自動化技術的崛起,企業必須考慮引進和培養更多高技能人才。

服裝業的特例研究

 

原材料和人工成本是服裝企業的兩個最大的成本要素,因此原材料的可用性和高勞動力成本一直都是美國服裝和紡織品公司大規模回流的阻礙。正是因為這兩大關鍵因素,中國很久以來都是美國最大的服裝進口來源之一。然而,自新冠大流行以及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以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服裝開始持續減少。但是對于亞洲其他低成本國家或地區來說,中國仍然是最大的面料供應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供應鏈的抗風險能力造成影響。

 

沃爾瑪推出了“美國燈塔”計劃,其最初的宗旨就是要支持服裝和紡織品生產回流美國。沃爾瑪宣布要增加對小企業和各類供應商的投入和支持。雖然美國有大量的棉花供應源,但缺乏紡織品生產的基礎設施,包括生產基礎材料所需的紡紗廠和織布廠。這一計劃的實現需要供應商、制造商以及學術界和行業組織的共同努力,攜手從跨價值鏈的角度出發解決問題,全面了解相應的成本和挑戰,共同探索解決方案。

此外,服裝業價值鏈上的每個階段都有許多非增值的、勞動密集型的環節,以及一些中間環節,比如材料處理。裁剪和縫紉環節尤其如此,大多數操作只有大約20%的有效作業時間。那些無效作業需要精簡、自動化,或完全消除

 

以上問題都可以通過借鑒其他行業的做法來解決:比如引入可制造性設計(DfM)和客戶價值設計(DtV)、后期差異化以及織物焊接等新技術。但這需要跨價值流的創新和發展,如服裝制造商與紗線制造商合作,開發不需要縫紉、可以直接焊接或模壓成型的面料,同時仍然保留相同的功能和觸感。在所有主要行業中,服裝企業的研發預算幾乎是最低的,但是這種思維方式顯然需要改變了。

 

除了為美國本土創造更多制造業崗位外,沃爾瑪的“美國燈塔”計劃還設定了多項ESG目標。這些目標的實現需要在美國打造更精簡、高效的供應鏈,縮短交通運輸時間。

全球時尚業產生的碳排放量占人類活動總碳排放量的10%,產生的垃圾給垃圾填埋場的處理能力帶來巨大壓力。要改變這種現狀,企業必須找到創新方法,將廢棄衣服分離成原始材料,再通過機械或化學方法分解出可以重新利用的纖維材料。如果服裝的產地在美國,做到這一點相對會更容易一些,因為美國的服裝消費占全世界服裝消費總量的22%。隨著服裝業從快時尚向可持續時尚轉變,那些投資于敏捷制造設施的公司將成為先行者,而這些設施恰恰是使美國制造業回流在經濟上可行的必要條件。

 

這確實有挑戰,但也是可以做到的。例如,美國知名男士服飾品牌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選擇將其西裝制造業務從海外遷回馬薩諸塞州。該公司摒棄最低成本理念,采用最佳成本理念在美國本土布局工廠,通過垂直化加快服裝生產:即縮短設計、生產和銷售流程。另一個選擇回流美國并從中受益的企業是體育運動裝備品牌安德瑪(Under Armour)。對這家公司來說,加快新品上市速度以及對消費者的響應速度是其決定回流的主要原因。

 

最后,服裝業的一種全新計算方法(即基于對初始加價毛利(IMU)的重新審視做出新的權衡)將有助于解決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這種新的計算方法的另一個要點是可以減少采購量,使其更接近客戶真實需求。從長遠來看,它可以降低庫存,進而減少浪費,提高所有相關方的利潤,打造更清潔的供應鏈。

從今年的美國制造業回流指數結果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2020年到2021年期間,美國從14個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進口的制成品增幅超過美國國內制造業生產總值增幅,導致2021年的回流指數為負值。
然而,與前幾年不同的是,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決定將其制造業務搬回離本土更近的地方,并且已經開始付諸行動。這可能會導致未來幾年美國從14個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總體進口量的大幅減少,尤其是從中國進口量的減少。因為美國企業開始優先考慮尋找最佳成本制造目的地,而不是最低成本目的地。
無論是材料、零部件還是成品的制造,美國、墨西哥、加拿大,甚至是中美洲地區已經成為美國企業的首選采購目的地。同時,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企業也在對“制造業回流”概念進行重新思考和定義。
作者分別為科爾尼大中華區總裁、全球合伙人和科爾尼合伙人。原標題為:

深度 | 一文讀懂美國制造業回流的現狀、原因、影響及對策——科爾尼發布《美國制造業回流指數》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財經十一人”(ID:caijingEleven),36氪經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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