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高危、高成長?疫情下的我在海外工作
2015年,這封辭職信火爆了網絡,也讓許多人期待起了工作之外的詩與遠方。而對有一群人來說,工作與出去看世界并不沖突,今天的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來自中國的產品遍布世界,自然也少不了一群先“走出去”在海外工作的中國人。
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已有兩年,在此期間,中國人出海旅游的熱度迅速冷卻,海外工作的風險相較以往也陡然上升。在互聯網平臺脈脈上,海外工作成為了一個熱點話題,也有不少人講述了自己在海外工作的故事,既有異國風光的綺麗,也有不為人知的辛酸,當然,還有此時依舊堅守海外的意義。
臨近新年之際,「DoNews」為大家帶來此篇海外專題,我們采訪了三位代表性“大廠”派駐海外的員工,了解他們為何去海外,去海外做什么,以及各自的感想,誠以此文和大家一起來“看看世界”。
在來到華為之前,徐宏多少有點“窮途末路”的感覺。
2011年,徐宏畢業后在深圳的一家小公司工作了三年,2013年,他一邊工作一邊開了一家小飯館,結果因為行業不景氣導致資金鏈斷裂,飯館不但沒賺錢,還讓他欠了一筆債。一下子“亞歷山大”的他決定換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先把債還了。
不過讓他有些失望的是,離職后的他先后應聘過華為、阿里等國內一線公司,卻全部失??;之后他又開始應聘二線公司的崗位,前后有十幾家,也都失敗了;直到最后,他開始應聘的公司,待遇水平已經和之前他之前離職的公司相差不大,竟然也都失敗了。就在有些不知道怎么辦的情況下,他忽然接到了華為的面試。“我第一次面試華為的時候,報了英文班,準備挺充分的,但卻沒面上,第二次沒有準備,卻面試成功了——這就是偶然性吧。”徐宏感慨。
2014年底,徐宏來到華為,由于換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在短期內賺錢還債,因此,當他知道去海外工作可以拿到更高的收入后,就毫不猶豫地選擇去最艱苦的地方掙大錢。華為派駐海外的員工,收入除了基本工資外,還有艱苦補助、離家補助、獎金以及股票分紅等,出國后,徐宏能拿到的收入差不多是他在國內的2到3倍。
2015年,徐宏作為解決方案架構師來到了尼日利亞,之后他又先后去過科特迪瓦、布基納法索、幾內亞、喀麥隆、南非等許多非洲國家,在非洲一口氣待了6年多的時間。華為將非洲不同國家的艱苦程度分了6個等級,而尼日利亞就是環境最艱苦的第6等級,據網上資料顯示,在第6等級的國家,華為每天給予員工100美元到120美元的艱苦補助,僅這一項折算成人民幣每月就接近2萬元。
在非洲工作的徐宏圖片來源&拍攝:徐宏
對于非洲,徐宏最大的感受就是極度的貧窮。他曾去過撒哈拉沙漠邊上的布基納法索工作,即使在他們的首都也只有兩條柏油路,最早是由中國臺灣援建的,其他地方都是常見的土路。不過雖然貧窮,大部分的非洲人相對樸實,并沒多少焦慮,“只要能吃飽就樂呵呵的”。
徐宏在多個非洲國家工作過,對于國內“非洲人的貧窮就是源于懶惰”的言論,他覺得有失偏頗:“非洲也有經濟發展很快的國家,比如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國家經濟發展的水平和國家體制、教育水平以及領導人是有很大關系的,發展慢并不是人民懶惰的過錯。”
非洲風光圖片來源&拍攝:徐宏
在非洲他打交道過的企業高層,大多受過歐美的高等教育,但是中下層員工由于受當地教育水平的限制,各方面的素質就明顯會下降。
徐宏曾在科勒迪瓦參與過一個項目,和他對接的是法國電力在當地的CIO,這名CIO在法國念過書,假期也會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交流中他感覺對方具備國際化視野,是個睿智的人。但另一方面,中下層員工就顯得做事僵硬和缺乏創造力。“當時我在當地做政府的項目,有一些流程上的事情,一定要經過某個人,找另一個人,甚至更大的領導都不行。”徐宏說。
非洲風光圖片來源&拍攝:徐宏
在脈脈上,華為被認為是在海外派駐方面最優秀的大廠。即使在最艱苦的尼日利亞等國家,華為也已經建立了比較成熟的派駐體系,尼日利亞的食堂曾經在華為全球行政體系中被評為第一。“比如出行,一開始可以打電話訂車,后來是APP訂車,公司也會定期組織大家踢球、看電影,月末還會發券采購,當地國家的大環境可能不行,但華為搭建的行政平臺非常不錯。”
后來徐宏轉去南非工作,南非屬于第4等級,社會不太安定,而且由于可以自由持槍,槍支泛濫也比較嚴重,存在搶劫的事件。疫情期間南非曾經爆發過暴亂,好在華為員工所在的區域都是富人區,華為也做過提前備案,安排了保安公司到華為園區進行巡視,對于長期沒有回家的員工,也會安排包機回國。“如果下班比較晚要開車回家,巡邏車會跟著你,一直送你安全到家,在其他國家我們也有其相應的政策,華為在這方面花了很大的成本。”
在非洲徒步的徐宏圖片來源&拍攝:徐宏
如果說還有什么問題,可能就是有錢掙,無處花。“公司吃飯有食堂,而且也有餐補和房補,甚至剩下的錢還可以買車加油,工作收入幾乎全部都能寄回家里。”在南非,除了周末徒步欣賞自然風光外,徐宏最喜歡的休閑就是打高爾夫,在當地的球場每個月會費只需要200元人民幣左右。
南非-比勒陀利亞-Hennops Hiking Trail圖片來源&拍攝:徐宏
在今年年中,徐宏回到了中國,目前在國內做智慧政府的項目,他回國最大的原因是為了家庭。“疫情期間我有兩年沒回國了,我老婆雖然沒有抱怨這個事情,但我對老婆父母是有愧疚感的,能回國終究還是要回國,海外再怎么好還是海外,而且我也想回國做一些事情。”此時他的負債早已經還完,六年的海外工作也讓他積攢下了不少的積蓄,他坦言在生活上已經沒有太大的壓力,更希望能跟上時代的大潮,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現在有時在路邊遇到黑人,他還會感覺蠻親切的,海外工作對他來說是很值得的經歷,除了足夠高的收入外,也能一覽國外的風土人情。“海外干三年,國內一線城市一套房子的首付就出來了,而且在海外工作,對你精神世界的豐富,和旅游還是不一樣的。”徐宏笑著說道。
2018年12月被調去印度工作的沈煥剛,主要負責vivo在印度工廠的生產支持工作。沈煥剛主動申請來印度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在事業上能有更好的發展。
“那時候我覺得中國要復興,那么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一種趨勢,海外的工作經歷對我的職業發展有很多好處。另外,我也想要到處跑跑,無論是去哪個國家,都能增加自己人生的閱歷。”沈煥剛說。
印度風光圖片來源&拍攝:沈煥剛
不過讓他有點沒想到的是,在他來到印度一年后,就迎來了新冠疫情,尤其是在2020年的四五月份,印度的疫情猛烈爆發起來。當時印度政府執行了封禁政策,人員密集型企業按照規定需要暫停用工,導致許多員工返鄉,在之后復工時,許多企業沒辦法立刻恢復生產,而vivo是當時最早一批復工的企業之一。
某種意義上,這和印度當地員工們的“靠譜”是分不開的。沈煥剛回憶道,“5月中旬時,印度疫情爆發得挺厲害,當時大家特別緊張,能比較快的復工,很大的原因來自印度同事們對工作的支持。”在vivo印度工廠,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比例大概達到了1:150~1:200之間,并且絕大部分的當地員工直接歸屬印度管理團隊管理,復工時,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印度核心管理人員基本全部到位,這一點是許多在印度的中國企業都做不到的。
在印度工作多年,尤其是經歷了去年和今年疫情的兩輪考驗后,沈煥剛對印度同事的印象非常好。在他看來,vivo公司的職員尤其是管理層,他們對疫情的觀念是非??茖W的,和中國人并沒有什么差異。目前 vivo 在印度已經扎根建設了6年,在此期間,印度管理團隊的離職率非常低,生產銷售也一直穩步進行。
另一方面,從人才本身來說,印度的教育體制其實和中國是非常相似,相比于中國,印度尤其偏向理工科的教育。“在印度有大把的理工科畢業的大學生,他們的邏輯水平非常高,你只要稍微跟印度人打過交道就會知道,印度人的口才和邏輯性很強,有時候我覺得比中國人還強,尤其是他們的語言天賦。”
生產實踐中,沈煥剛發現,由于印度大學將對電腦的使用列為必修課,印度員工對許多電腦軟件的應用甚至好過中國員工。“他們是專門針對現代化企業去培訓的一代人,你和他們溝通時,涉及到要講‘因為’、‘所以’這種邏輯性的溝通時沒有什么障礙,他們的教育經歷很符合中國企業,尤其是技術型企業的需求。”沈煥剛感慨道。
沈煥剛(左一)和印度同事在一起的自拍圖片來源&拍攝:沈煥剛
當然,印度人和中國人也存在明顯的文化差異。和中國員工不一樣,面對上下級關系,印度員工的等級觀念很強,印度員工對職位看得非常重,甚至超過對工資的重視。“你可以給他把這個層級分得很細,比方說 Engineer1、Engineer2、Engineer3 再到高級 Engineer ,他們很看重這個,你就慢慢可以給他升。”而一旦升職后,印度員工會非常開心,并直接表現出“我是經理了”這樣類似的態度,周圍的印度員工也會紛紛過來為他慶祝。相比之下,無論是對升職還是對上下級關系,中國員工都平淡很多。
拋開這些差異,中國員工和印度員工的相處還是比較愉快的。在疫情暴發之前,沈煥剛和同事們經常與本地的印度同事一起出去游玩、開Party,領略印度豐富的文化,不過可惜在疫情之后,他們只能減少了外出的頻率,沈煥剛個人就將時間更多用看書上。
印度風光圖片來源&拍攝:沈煥剛
對于在海外工作,他感觸較深的是,企業要做好本地化建設和文化建設,而這些建設最后也會回報企業。“當然,中國人的帶頭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說白了,你不僅要從嘴上去講一些大道理,平時也要做給人家看,我們處理具體工作的時候,他們(本地員工)是很容易感受到的。”
來自中興的王志翔是受訪人中唯一有過被“搶劫”經歷的,而且是在非洲治安較好的摩洛哥,而在華為的補助標準中,摩洛哥屬于環境條件最好的那一檔。當時他正在富人區周圍散步,一邊看著手機,從他身后突然沖出一輛摩托車,飛馳而過的瞬間,車上的人直接將他的手機搶走了。
“當時很生氣,但生氣歸生氣,還是要買個新手機的,畢竟國外不像國內有天眼系統,基本上被搶了就沒了。”王志翔有些無奈地說。被搶走的手機是華為V30,受此打擊,他新買的手機是一臺便宜的Redmi手機,不過讓他有點抑郁的是,在國內只要幾百塊的Redmi,在摩洛哥他卻花了1300元左右才買下。
摩洛哥風光圖片來源&拍攝:王志翔
王志翔來到摩洛哥,多少有點“中年危機”的原因。在來到中興之前,他在烽火科技工作了六年,由于收入原地踏步,自己也組建了家庭,于是跳槽到待遇更好的中興。作為行業老人,領導也會希望他更“抗壓”一些,王志翔所在的部門主要負責測試,目前對疫情較嚴重和動亂的國家,基本不再要求出差,而摩洛哥在非洲屬于條件較好的國家,因此當領導提出時,雖然不能說很主動,但他還是答應出差半年。
在他之前,也曾有兩名同事在摩洛哥被飛車黨搶劫,他是第三個,不過就風險來說,比起不少非洲國家還是要安全太多了。他曾聽說有一名同事,在非洲穿著穿著阿迪耐克的衣服和鞋子出去晨跑,最后回來的時候只剩下一條褲衩。相比之下,疫情是更大的危險,他們基本不太外出,除了工作就是在住所待著,進行封閉式管理。
這種情況下,吃住都在一起的同事之間的關系要遠比國內的同事更團結,大家常湊在一起喝酒踢球,但另一方面,思念家人時的孤獨感依舊存在,這也是所有在海外工作的人都會面臨的問題。尤其是國慶等節假日,看到國內已經在度假,而自己還在工作,孤獨感就格外強烈。
王志翔告訴DoNews,“像我可能還好,去幾個月就回來了,有一些去了一年多的,感覺到他整個人精神都有些頹廢。我剛開始時對這個國家還是比較好奇的,喜歡到處看一看,比如我常去海邊,他們可能都看過了,更想回中國來。”
摩洛哥風光圖片來源&拍攝:王志翔
在摩洛哥的半年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不一樣的信仰文化。摩洛哥是阿拉伯國家,某次他路過草地時,突然一個人在他面前跪倒,王志翔被嚇了一跳,第一反應是對方要找自己要錢,過一會兒才發現對方是在做禱 告。“你在我們的國家就很少見這種一天做三次禱 告,到了固定的節日白天都不吃東西的情況,對我而言特別震驚。”
摩洛哥風光圖片來源&拍攝:王志翔
另一個感覺就是國外不那么“卷”,不像國內這樣焦慮,整體工作和生活的節奏比較慢,當地員工們每天工作六七個小時就已經比較多了,每年的年假有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比較多,有時下午和朋友喝咖啡,兩三個小時就過去了。
有時候王志翔也不理解,為什么他們可以這樣悠閑。“他們的薪資其實也不高,在我們國內也就相當于四千塊錢,你想他們賺四千塊錢還每天拿著一杯咖啡悠然自得地喝著,換我們,每月就四千塊錢,那可能要光棍一輩子。”
深入交流后,王志翔覺得這種工作狀態并不差,甚至有點羨慕這種狀態:“他們的高級工程師可能四五十歲還在工作,很多本地員工的年紀也都在35歲往上,甚至超過45歲,在我們國內可能就把你裁掉了,或者說感覺你年齡大了,不是特別尊重你,不給你加薪了。但在國外,你可以一直干下去,年紀大一點,工作可能會慢一點,但是他們經驗非常豐富,技術也非常不錯,跟他們交流還是比較愉快的。”
當問到是否覺得出差值得,王志翔想了下說,對于和平的國家,去一趟還是很值得的。“這對你自己的認知是一個提高,你去了國外你會發現,沒必要每天都在焦慮,到什么年紀要做到什么,平平安安、簡簡單單的,這也是一種生活。”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DoNews”(ID:ilovedonews),作者:李信馬,編輯:楊博丞,36氪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