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字長文：大國博弈，世界經濟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
內容來源： 本文整理自斯蒂格利茨教授與李曉教授3月在“大國博弈下的世界經濟新秩序”上的跨洋對話，略有刪減。 分享嘉賓：斯蒂格利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李曉，吉林大學“匡亞明學者”卓越教授，廣州商學院校長，橫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學橫琴金融研究院院長。
注：筆記俠作為合作方，經主辦方審閱授權發布。 輪值主編| 智勇 責編 | 潤錦 值班編輯 | 金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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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君說：
一、斯蒂格利茨：對當前世界經濟變化的看法
1.為什么比起250年以前，人類的生活水平有了如此顯著的提高？
在《美國真相》中，我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也是250年以來我們關于經濟發展討論的一個關鍵問題：為什么比起250年以前，人類的生活水平有了如此顯著的提高。
250年前，也就是1750年前的多個漫長的世紀里，人類的生活水平并沒有多少提高。但是突然，就在1750年，1800年左右，人類的生活水平開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例如，人類的衛生健康水平與平均壽命都有了顯著提高，很多方面都顯示出人類的生活條件有了明顯改善。
歷史總是互相關聯的。我非常關注一個事件，我也認為這是理解人類生活水平突然有了顯著提高的關鍵原因，就是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告訴我們，進步是可能的。進步是可以通過科學來實現的，通過對我們周圍的環境和我們所處的社會進行了嚴格的分析、理論分析和經驗分析。
這也引來啟蒙運動帶來的第二波重要的思想啟示：基于這些知識，我們可以構建起更好的社會、經濟、政治組織。簡單的經濟結構，如原始的農業經濟，我們需要的合作很有限；但是當我們越來越富裕，更先進，工業化程度更高，更進一步邁向知識經濟，合作和協作愈發重要。我們需要協作的機制，這樣人類才能共同合作。
例如，法治與民主的想法，這些都是現代社會的基礎原則，它們都相當重要。啟蒙運動帶來的第三波重要的啟示是：我們需要有判定真相的機制。科學是基于對真理的判定，可能它和“事實”不一樣，你可能有你的“事實”，我可能有我的“事實”，但是我們必須對真理達成共識。我們從來不會對任何事物有百分之百的確定性，而科學和研究的本質就在于它能讓我們對真理是什么越來越有信心。
在過去的250年里，人們感受到了啟蒙運動帶來的成果。尤其是過去的兩年里，因為疫情，我們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疫情讓很多人生病，也奪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令人驚嘆的是，我們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診斷出新冠的病原體，并研發出疫苗，現在我們還在開發新藥物。這就是科學的力量，科學發揮了最好的作用。
這些成就都是基于多年來的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是由全球各國政府資助的，并在各國科學家的合作下取得了成果。全球的科學家們團結一致，才能夠以最快的速度研發出疫苗。
值得去慶祝的另外一種成就是，我們有能力生產出數十億計疫苗，并且以最高的效率測試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這拯救了幾十萬人的生命。我們嘆息疫情奪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如果沒有這些疫苗，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會多得多。
這就是我所說的我們取得的兩大成就，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一些失敗之處，其中之一就是：世界上每個人都應該有途徑接種疫苗，因為全球各個國家都遭到了新冠疫情的肆虐。正如WHO（世衛組織）所言，只有每個人安全了，全球才會安全。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所創造的一些機構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際上發揮了很好的正向作用，確保資金能夠用來抗擊疾病，批準了650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這是真正合作的時刻。特朗普總統最初否決了這項決議，但他下臺后，拜登支持了這項決議。但是，WTO（世界貿易組織）的行為卻成了一個阻礙，它并沒有推進新冠疫苗知識產權的豁免。拜登其實是支持這一做法的，但不幸的是，德國投了反對票。
還有，貧窮國家面臨著非常多的債務，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希望延期還款，還有人提出對債務進行重組，但這些提議都沒能得到應有的回應。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反疫苗。
我認為，這些反疫苗的人的認知彷佛來自啟蒙運動前：他們不理解科學，抗拒疫苗。類似情況在很多國家發生。人們不理解現代文明的基礎，即一個人的自由會造成他人的不自由；一個人不佩戴口罩的權利可能會影響他人生存的權利。
這些都是啟蒙運動最基本的元素，也在很多事物上給了我們啟迪。人們對于疫情的回應反映了我們在250年來取得的所有進步，同時也反映出人類面臨的一些局限性和問題。
我認為中國在減少貧困，特別是在減少極端貧困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絕對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億萬富翁和普通民眾之間的差距很大，這一差距在美國也尤其明顯。
同時，我們還存在環境方面的危機。例如，人類正在面臨氣候變化的問題，我們需要用制度、用法治來保證我們的環境能夠得到適當的保護，地球是全人類共同的家園，我們需要保護地球不受威脅。
2.金融化
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我們真正開始意識到了金融化的危險。當時美國金融業崩潰，并引發了全球危機，世界各地的人們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那么，到底問題出在了哪里？為什么金融領域會產生如此大的負面影響，影響到我們的社會和經濟？這里有好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每個經濟體都需要金融體系，稀缺資本需要通過金融體系進行分配，資本是很重要的生產要素。
所以，問題不是金融部門不應當存在。我們當然需要金融部門，但問題是：金融部門的規模應當有多大，它里面的規則是怎樣的？
最根本的原則是金融應當服務于社會的其他領域，比如進行資源分配。有效分配稀缺的資本資源，提升經濟效率。
但不幸的是，美國的金融部門變得太龐大，太自私了，好像整個經濟是去服務金融部門，而不是金融部門服務整體經濟。金融部門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它只注重短期利益，而經濟的增長一定要基于長期的規劃。
中國就具有長期思維。如果沒有長期思維，現在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跟50年前相比不會有這么大的提高。大家都在討論中國是如何實現如此巨大的變化的，很顯然，這中間經歷了很長的時間，這是一個長期的慢慢實現的過程。如果秉承短期思維，不可能實現如此成就。
我還是要說一下疫情。新冠疫情暴露了短期思維的弊端，我們看見很多企業只關注自己短期的利潤。比如說，零庫存。當一切都在正軌上順利運行時，零庫存是好的。然而，一旦發生突發情況，比如，庫存中斷，將會產生巨大的后果，演變成系統性的問題。
因為如果生產A需要B，生產B需要C作為原材料，生產C可能又需要A。沒有庫存的話，你無法生產A，那就意味著你也不能生產B，也不能生產C，最后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陷入到供應鏈混亂、供應鏈斷裂、供應不足的嚴重境地。
現在世界正試圖從疫情中恢復，我們看到世界各地都有供應不足的問題，從而導致通貨膨脹。由此可見，我們的經濟韌性不足，它本來應該具有更大的韌性。
我再用個類比來解釋這種短視。我們現在生產的汽車都不配備胎。汽車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用不到備胎的，但是如果你需要加油，最近的加油站離你有200英里，就在這個時候車爆胎了，那你就真的需要備胎了。
所以，這就是短期主義，我們沒有想過因為短視而面臨的風險。如果我們為了短期利益而省錢，那么長期以來我們就要支付巨大的成本。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軍事沖突。國際社會對此的一個回應是：德國非常擔憂俄羅斯會切斷天然氣供應，因為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都非常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
我在2006年出版的書《讓全球化發揮作用》中就說過，歐洲，特別是德國，如此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是錯誤的。因為這會給俄羅斯很大的權力，而這樣的權力有可能被濫用。現在我們就看到了后果。
歐洲國家可能在短期內省了一點錢，但是長期來講，全球因此而付出的代價是非常巨大的。這就是經濟過度金融化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問題。我們不應該繼續這樣的短期思維，我們討論的真正的進步是需要長期投資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金融部門吸納了大量資金，發給高管太高的工資，這扭曲了經濟，并導致了更多的不平等。如我之前所講，金融領域應該是達成目標的途徑。
傳統上，金融行業占GDP的比重很小。但是如果出現過度的金融化，金融行業就可能占到GDP的6%到8%，也就是說經濟服務于金融領域，而并非金融領域服務整個經濟。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平衡的、被更好地監管的金融部門。金融部門帶來的不應該是不穩定性，而應該是風險的減少。可是現在的情況卻恰恰相反，高度的金融化加劇了不穩定性。
最后，剛才我也提到了一個話題，我們長期以來的一個擔憂就是要拯救我們的地球，推進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但金融部門卻沒有很好地幫助我們應對氣候風險。2008年，我們已經看到了金融領域的一小部分的不法行為，即美國次貸，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全球重要資產的價格，如石油和房地產，都將會受到環境變化的嚴重影響。目前它們的定價是扭曲的。
當這些價格重新調整時，我們可能會迎來又一次金融危機。所以對我來講，所有這些問題都有一個重要的答案。我們需要更好地對金融部門進行監管，不僅要確保它不要再造成這么大的損害，確保它不要參與到過度的風險行為中。同時，要讓金融部門服務于社會。這一點非常關鍵，如果我們想要一個長期的、穩定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金融部門一定要發揮這樣的作用。
二、李曉：金融化的網絡系統,
通過三個過程對收入分配產生影響
特別是金融機構的短視行為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負面的，而且對于國際社會而言，也難以滿足人類對更加重要的長期合作的需求。斯蒂格利茨教授非常關心收入不平等問題，我一直認為，在造成美國社會的不平等的根源當中，金融化是一個重要原因。
我之所以關注這個問題，是因為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國內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會直接產生全球性的影響，而且這種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影響會反映在美國的對外關系政策方面，對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也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所以，我認為美國經濟結構的金融化問題、社會的不平等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全球性問題，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全球不穩定的一個根源。
我們知道，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著美國走出滯脹的過程，一直到90年代末，美國金融發展的規則起碼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改革或放松管制。在這個過程中，金融業得到了快速擴展，金融創新、金融衍生品的市場化過程是非常快的，而且非金融企業中的金融收益增長迅速，個人、家庭生活中的金融資產和債務規模也在不斷擴張。整個美國社會形成了一個以資本市場為中心的網絡系統。
這種金融化的網絡系統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是非常具有破壞性的，它主要是通過三個重要的過程對收入分配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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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收入差距的直接擴大。就像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說的，金融業的從業人員獲得了太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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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金融機構扭曲了市場的配置，形成了一個隱性的買方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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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稅收方面的規則、制度的調整，形成了巨大的財富轉移效應。
在這個過程中，金融既得利益集團對于美國政治生活的影響同樣非常巨大。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他的書中，嚴厲地批判了美國政界與金融界之間的“旋轉門”現象，對此他進行了非常深刻的剖析，讓我很受啟發，這是一個金融利益塑造政治過程的經典案例。
我注意到，在21世紀初期，美國國內國民收入轉移的規模竟然是貿易赤字規模的4倍。這說明什么呢？起碼說明，有關美國國民收入兩極分化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以及中產階層沒落的根源的分析，不能完全歸咎于對外貿易或者全球化，這具有很大的誤導性。
也就是說，它實際上主要是因為經濟增長的成果無法被公平地分享。這一點，跟金融業的擴張以及政府未能承擔起調節社會分配、遏制金融資本擴張的職責，是高度相關的。
這里有一組數據很有意思，就是美國在1928年，也就是大蕭條發生的前一年，前1%的人口的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3.9%，而在2007年，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前一年，這個比例是23.5%。歷史何其相似。所以，我認為金融化過程對實體經濟的打擊，金融集團的自利和通過影響政府政策、規則和法律制定過程的牟利行為，直接導致了美國貧富的兩極分化。
有一點我認為特別值得強調，就是金融化的社會政治結果。在我看來是，它導致資本與勞動的關系、資本與國家的關系以及資本與民主政治之間的三重關系，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去，在美國制造業強盛的時代，資本利益與勞動者的利益是呈正相關性的，因而產生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但是金融化以后，具體說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中產階層基本上步入了一個其利益與資本的利益呈負向發展的過程，資本的全球化完勝了勞動權利。
再從資本與國家的關系來看，資本開始從依附于國家，轉變成超越國家的權力。
最后，從資本主義與政治民主的關系來看，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也就是說，從資本主義產生那天起，即在它萌芽時期的那種“為了國王或貴族的資本主義”，在21世紀中葉發展成為以福利國家為代表的“為了大眾的資本主義”，然而在今天，我覺得美國的資本主義很大程度上已經轉變為“為了資本的資本主義”。這種變化對美國經濟和國內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對世界可能造成的影響，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
最后一點，這種“啞鈴型”的社會結構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階層的“大脫鉤”，它使得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民主體制面臨著嚴重威脅，造成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分化、裂變，甚至出現嚴重的政治極化，包括民粹主義的抬頭。事實上我們知道，這種結構的變化對美國對外關系政策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特朗普上臺的背景也與此高度相關。特朗普政府與中國打貿易戰，包括最終升級為全方位的大國博弈，也同美國經濟結構高度金融化的過程及其引發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深刻變化直接有關，也就是說，與美國政界出于彌合社會分裂的政治需求是高度關聯的。我就說到這里。
三、美聯儲對于量化寬松的退出，
及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1.李曉：今年內美聯儲要做三件事
首先，美聯儲在2008年危機特別是2020年疫情暴發以后，與14家其他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央行簽署的長短期的貨幣互換協定，在很大程度上使得IMF和世界銀行在金融危機救助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被邊緣化了。
我們知道，在21世紀之前的全球金融危機救助過程中，IMF、世界銀行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特別是2020年疫情暴發以后，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調整和轉換，使它成為全球金融危機救助的核心。
其次，一個更重要的變化，就在于美聯儲貨幣政策邏輯的改變。這種改變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對全球的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造成很大影響。2008年之后，美聯儲的職能實際上已經越過了應有的穩定市場的范疇，進入到了刺激經濟增長和刺激就業等領域，甚至直接地進入了市場，由“最后的貸款人”成為“最后的做市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現代貨幣理論發揮作用的結果。
我們知道，現在美聯儲大量購債的結果，是它的資產負債表高度膨脹，目前大概將近9萬億美元。上世紀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所形成的美元體系，使得美國可以不再努力通過制造業的生產去“掙到錢”，而是通過“借到錢”來滿足經濟生活運行，現在則是通過“印出錢”來直接刺激經濟增長。
這樣來看，從“掙到錢”，到“借到錢”，再到“印出錢”，這無疑是一個通脹的潘多拉盒子被打開的過程。所以，盡管有疫情的沖擊、供應鏈的斷裂等等因素的影響，但目前高企的通脹與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邏輯變化是高度相關的。
因此，我有這樣一個看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次美聯儲退出QE的難度要遠遠大于上一輪操作，它的不確定性是非常大的，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擾動性也更強。我特別擔心，根據目前美國通脹的數據以及全球的通脹的趨勢，我們是否會在“大疫情”的條件下迎來一波“大通脹”。這一點是值得拷問的。
根據1月26日鮑威爾的發言，今年內美聯儲要做三件事。一是停止購債，二是加息，三是縮表。
但是，現在看來我認為它的退出操作恐怕并非易事。
一方面，美聯儲恐怕需要控制好兩個方面的平衡：一是控制好通脹與股市穩定之間的平衡；二是控制通脹與經濟增長或復蘇之間的平衡。
另一方面，我想說更重要的是，市場原本預期油價應當是在今年下半年下跌的，但是俄烏沖突的加劇及其導致的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的飆升已成定局，這個問題我們過會兒再談。
總之，這輪美聯儲退出QE的操作恐怕將是不確定性非常大的一次，被動性很強，挑戰性也很大，對國際市場的影響更加不利，會加劇市場的劇烈波動。至于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預期是非常不利的。在全球經濟復蘇渺茫，經濟增長日趨下行的情況下，通脹的上行能否使世界經濟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滯脹之后再一次出現“大滯脹”？這個問題是我很擔心的。我就說到這里。
2.斯蒂格利茨：不談財政政策，就沒有辦法討論貨幣政策
2008年出現了經濟危機，那是因為金融機構運作不良，實際上我們需要有更強有力的財政政策。
但不幸的是，美國的共和黨并沒有這樣做。奧巴馬總統之前也沒有建議推行強有力的必要的財政政策。所以，如果我們要實現經濟復蘇，就需要依賴貨幣政策。盡管貨幣政策并非十分有效，但這是我們擁有的唯一的工具。
貨幣政策的使用會帶來一些副作用。它導致不平等的加劇。低利率導致股票市場和房地產的價值增加，繼而加劇財富的不平等。在重振經濟方面，貨幣政策并沒有起到我們期待的作用。當然，經濟最終會復蘇，但這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
另一方面，許多批評者非常擔心這會導致大規模的通貨膨脹。正如李曉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它導致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大幅度擴張。華爾街的許多人都擔心擴表可能導致通脹, 但當時通脹并沒有發生。
我擔心的是，對廉價資本的關注會導致創新專注于降低勞動力成本。創新將被導向為取代工人，這會導致更多的不平等和更低的工資。這正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現在我們處在疫情的關鍵時刻。有些人把通脹歸結于貨幣政策的問題。而我在開場白的時候就強調，導致通脹的原因并非是需求，而是供給側的不穩定。
貨幣政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即使能夠解決部分問題，解決方案造成的影響可能會比問題本身更糟糕。我們需要的是，針對價格上漲的根本原因進行有針對性的干預。
某些問題可能不能立即得以解決，但終究會被解決。我這里想跟大家舉幾個例子。美國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港口擁堵，航運系統崩潰。拜登總統說，讓我們解決這個問題，讓我們加息，退出QE（量化寬松）。但這不會解決港口的問題。或許這些舉措能夠減少一點點需求，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現在美國面臨的另一個問題，被稱為“大辭職潮”。比起疫情前，勞動力的參與度明顯低很多。為什么會這樣？部分問題是我們沒有充足的兒童保育服務，因為我們未能付給老師足夠的薪水，于是女性無法去上班。我們也沒有好的社會政策，如育兒假、病假等。拜登總統提出改變這些政策。所以在我看來，解決供給側的問題需要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
當然，正如我說的，有些問題需要花更長的時間去解決。例如，芯片短缺問題，但芯片廠不可能一夜建成。現實是，只要芯片供應商的產能無法恢復，芯片短缺的問題將一直存在。但是，我們現在就可以采取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
正如李曉教授提到的，通脹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能源價格上漲。本來我們應該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十年前，可再生能源的價格就已經大幅下降了，不使用可再生能源會導致效率低下。比起化石燃料，開發可再生能源要可靠的多。我們在70年代就應該懂得這一點。化石燃料、地緣政治、地緣經濟非常不可靠。
太陽一直照耀著地球，它一直在那里，并沒有移動。它也不會對當下的政治形勢做出回應。如果我們有一個更依賴于可再生能源的系統，我們今天所處的情況會好很多。這才是對能源價格上漲的正確回應。我們可以相對較快地建立可替代能源系統。我認為，這些就是我們應該做出回應的方式。
最后，我想強調，雖然通貨膨脹率遠高于很長時間以來的水平。7% 的通脹率其實并沒有那么高。這其中還存在一些實際的衡量問題。這些數字并不能真正準確地評估我們正處的情況。而國家之間的一些數字差異，實際上是因為對通貨膨脹的衡量方式不同。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要保護那些會被通脹嚴重影響的群體。我們知道，有些群體會受到嚴重影響。在現在的關鍵時期，我們需要執行一些特殊的項目去保護這些會受到通貨膨脹嚴重影響的弱勢群體，即最底層的人民。
我們需要增加食品券的發放以及加強醫療衛生服務，支持我們社會中將受到嚴重影響的群體。我們需要幫助他們。我們要記住，即便在疫情中，很多公司的利潤率也是前所未有的。我們有充足的機會對亞馬遜和Zoom征收超額利潤稅。它們都從疫情中獲利。石油公司也從現在的高油價中獲利。
因此，如果我們征收超額利潤稅，并用這些稅收幫助那些因通貨膨脹而受苦的人。我們將能夠保護弱勢群體，并讓價格體系發出正確的信號，幫助重新分配資源，反映我們目前所面臨的資源稀缺。
四、李曉：
面對當下的沖突，五個方面值得重視
斯蒂格利茨教授坦率地說出了一個很本質性的問題：俄羅斯是一個非常小的經濟體，但它是一個核大國。正因為它是體量不大的經濟體，對它的制裁也許對全球來說可能成本未必很高。
但我認為，這個問題需要從更加全面的角度進行分析。這里，我更側重于它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還有對于全球格局的影響。
我認為，俄烏沖突的升級以及歐美各國采取的全方位的制裁行動，加劇了全球下滑的動力，也更加劇了我的擔憂即剛才所提到的全球會不會陷入一場“大滯脹”。
我認為，這恐怕是中美博弈和疫情沖擊這個“雙重沖擊”下突發的第三個大沖擊。
2月22日IMF已經根據新冠疫情、通脹走勢、供應鏈中斷，以及美聯儲退出QE的不確定性影響等因素，大幅度下調了中美兩國、其他國家和全球經濟在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期。
但是兩天后，24日俄烏沖突的進一步升級，無疑將加速全球經濟的下滑。我們知道，與2014年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事件不同，那時頁巖氣的供應比較充足，而且能源需求也不太大，所以能源價格僅僅有一個短期的上升。
但是，此次對俄羅斯采取前所未有的全面制裁，它的一個直接后果將是能源、糧食和其他的大宗商品價格的巨幅上升。俄羅斯的石油出口占全球石油出口的11%，歐洲平均40%的天然氣來自于俄羅斯，有些國家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度甚至高達75%，而俄烏兩國的小麥出口更占據了全球小麥市場的1/3。
所以，這個沖突以及相關制裁行動的后果，將使全球通脹水平快速提升，而且主要國家的工資、物價可能會出現螺旋上升，同時制裁行動也加劇了供應鏈危機。
最近幾天，摩根大通有一個預計，它測算僅僅由于油價的飆升，現在WTI已經超過100，今天好像達到110了，上半年全球GDP的增速將從原來預期的4%下降至0.9%，而通脹率從原本預期的3%飆升到7.2%。一旦如此，伴隨著全球經濟的下行，在上世紀70年代滯脹發生的半個世紀以后，我們的世界是否存在著進入新一輪全球滯脹的風險？
另一方面，還有一個問題，即如果滯脹或者世界經濟的蕭條真的到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我還是很關心這樣一個問題。它是否還會像今年1月26日鮑威爾所宣稱的那樣激進或者鷹派，還是要考慮加息、退出QE對經濟復蘇和下行的影響？我覺得這個很難預計，需要看具體的經濟形勢變化。
所以，在我看來，對于美聯儲和全球經濟而言，更大的考驗還在后面。換句話說，我認為制裁可能真的是一把雙刃劍，對于俄羅斯來說是大蕭條，但在導致俄羅斯經濟蕭條、崩潰的同時，可能會出現全球經濟的“大滯脹”。
至于剛才提及的俄烏沖突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我覺得這可能會成為21世紀世界格局、秩序變化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很可能是在“大疫情”“大通脹”當然也可能是在“大滯脹”的基礎上，加劇全球性的“大分裂”，或者全球化“大分裂”。
我認為，具體來看可能有五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一是俄羅斯冒險行動及其后果，很可能是導致俄羅斯自身陷入深重的社會經濟危機，甚至是總體實力的加速衰落，這將直接導致世界格局發生重要變化。
二是它使得周邊的小國更加尋求自身的安全，歐盟和北約將更加得團結一致，現在甚至一些歷史悠久的中立小國比如說瑞士，都開始放棄了中立的立場，參與了對俄羅斯的制裁。
三是更嚴重的后果是導致德國放棄了多年來堅持的和平立場，公開再度軍事化，這個后果對于歐洲的影響巨大，其實對于亞洲也會同樣如此。我認為更加嚴重的問題在于，戰爭拖得越久，對俄羅斯越不利，俄羅斯的報復措施及威脅可能越大，進而各國的反應也越強烈，甚至以前不能或不敢公開采取的行動都會“合法化”。這是一個很值得警惕的問題。
四是正如剛才斯蒂格利茨教授分析的那樣，俄烏沖突可能使得歐洲切實感受到自身的傳統能源結構的脆弱。對此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意見非常正確，實際上歐洲犯了很大的錯誤。但是，正是由于今天這個危機的出現，為了擺脫對俄羅斯能源的過度依賴，歐洲很可能會加快促進太陽能、風能，包括綠色可再生能源技術的創新性發展，進而成為引發全球能源結構重大調整的契機。
五是對俄羅斯強有力的制裁，讓全球切實感受到美元體系所擁有的巨大的金融權力和威力。但同時另一個問題就是，美元體系的這種“武器化”的使用，能否會加快一些國家的“去美元化”過程，進而對國際金融體系，或者是全球的金融治理產生一些影響。這些都值得關注。
總的來說，這場俄烏危機對于全球的政治、安全、經濟、能源，包括金融秩序可能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
五、未來究竟會如何發展？
1.李曉：穩內需將成為2022的重中之重
伴隨著俄烏沖突加劇及其可能形成的全球經濟衰退，或者滯脹的趨勢，外需減少將使得中國出口面臨很大的沖擊和挑戰，所以穩內需將成為今年的重中之重。一方面，我們應當盡早、盡快地降準降息，來穩定市場預期，同時也要高度關注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影響，無疑這將增大宏觀政策調控的難度。
我們知道，去年中國政府采取了與主要發達國家相反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就是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宏觀杠桿率上升的同時（大概上升了25個百分點左右），中國同比下降了約8個百分點，我記得是7.7個百分點，再加上人民幣匯率比較堅挺，所以去年通脹的壓力比較緩和，這就使得中國有了比較充裕的政策釋放空間。
但是顯然，目前再度提升的通脹壓力會擠壓貨幣政策的空間，一個后果很可能就是剛才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說的，像美國很早就應采取財政政策而不是貨幣政策那樣，我認為對今年的中國經濟增長而言，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尤其是那些針對提振居民消費的財政政策的實施，將會更加重要。
這里有個前提，就是需要各項政策的措施搭配得當，妥善處理好各項政策出臺的時間、順序，包括輕重緩急，以避免“合成謬誤”。我認為，只要穩定住內需，再由部分的投資來拉動和穩定就業，總體上短期看，2022年中國經濟增速達到5%以上是可能的。
那么從長期來看，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需要處理好四個方面的問題。長期內，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問題當然很多，但我認為有四個問題可能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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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經濟增長模式轉型過程當中，如何解決好促進經濟增長的傳統手段及其路徑依賴與經濟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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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處理好收入分配問題，一定要避免社會收入差距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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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考慮到民營經濟是技術進步、穩定和增加就業的核心力量。所以，增強民營經濟的政策預期和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對于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或轉型而言，如何確保社會創新的動力和活力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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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金融開放與發展。我認為，金融開放與發展不僅是提高國內外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同樣也是促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共存共榮的重要基礎。
2.斯蒂格利茨：關于未來的3個不確定性
第一個不確定性，就是疫情所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希望奧米克戎是新冠病毒最后一個變種，希望疫情能夠得到控制，這樣我們才能繼續更好地發展經濟。就像我之前所說的，如果這個世界不安全，每個人都不可能得到安全。這是第一個不確定性。
第二個不確定性，就是俄羅斯。如果俄羅斯使用核武器，我們不知道將會發生什么。如果俄方不顧及任何后果，會讓全球產生不穩定性。烏克蘭可以支撐多久，我們也不知道答案。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沖突會對能源市場造成的多大的干擾，我們也不得而知。這是兩個不確定性。
第三個不確定性，就是面對疫情影響以及俄烏沖突，全球經濟的韌性如何？剛才我也提及了供給側短缺的問題，一些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比如木材短缺；但有些問題，如芯片短缺，還沒有解決。我們也不知道還要多久才能夠解決。
我擔憂的是央行可能反應過度，加息速度過快，這樣就會帶來全球性震蕩，特別是很多國家已經債臺高筑。當利率為1%或1.5%時，管理債務是一回事；當利率升到4%時，管理債務就會相當困難。
所以，我們一定要意識到，目前全球確實面臨一些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如果事情發展得順利，美國經濟在今年和明年會增長得非常不錯，中國也是一樣。但也可能出現其他情況，那么經濟發展前景將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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