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為了防止課外輔導行業過熱，讓教育變成普通家庭比拼財力才能獲得的資源，韓國政府通過了《學院法》（學院在韓國即指課外輔導班），史稱“730教育改革”。
打著促進教育行業良性發展的旗號，這套改革方案的核心之一——也就是《學院法》的第9條——明確規定禁止任何機構舉辦課外輔導班，違令者將處以罰款甚至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
為了貫徹這一政策，韓國政府甚至還組織了“課外輔導執法隊”。
然而，這套一刀切式的法案并沒有真正消滅課外輔導市場，韓國的家長和輔導機構開始了與政府漫長的博弈，甚至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游擊戰模式。
比如課外輔導老師會深夜“偷偷摸摸”來家授課，有時候還偽裝成親戚或家政阿姨串門，甚至開著小汽車到郊外小樹林補課。
韓國課外輔導行業無法被真正消滅的原因，是從中國引進科舉制度以來就形成的“即使把耕牛賣掉，也要讓孩子讀書”的舉國共識，以及與中國“高考”一樣的一將功成萬骨枯。
在后續的教育改革中，韓國政府還試圖將大學的自主招生權力擴大，讓學生想要進入大學的條件從只看高考成績延伸到同時看“綜合素質”。于是，韓國的孩子們不但沒能擺脫課外補習的噩夢，反而在補習學科教育之外，又被壓上了素質教育的重擔。
韓國家庭的教育負擔也由此變得愈發沉重。2021年3月，大韓民國教育部與統計廳發布的《2020年小學、初中、高中課外輔導費調查結果》顯示，高收入階層在課外輔導費上每月平均花費超過50萬韓元（折合人民幣3000元），而低收入階層每月在課外輔導費上也要花去10萬韓元。
整整30年后，中國的教培行業也擁有了屬于自己的“720教育改革”。
中國的教培行業并不是這周五才從資本的寵兒墜入地獄的。其實從5月份開始，整個行業就因為“雙減”政策組合拳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然而，確實是前晚在網上流傳，昨天正式被發布的這紙40號文，將這一切推上了高潮。
我細數了一下，在這份名為《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的文件里，總共有15個“嚴禁”和“嚴格禁止”，10個“不得”，以及6個“嚴肅查處”和“堅決杜絕”。
2018年的渾水在挖空心思做了幾百個小時的訪談和研究后，只不過找到了教培龍頭好未來在財務上的些許瑕疵，還不得不在做空報告的標題中承認，這是一個“Real Business”。
可以看出，那時還沒有人認為這個行業有什么政策風險，甚至包括一心想搞垮好未來股價的渾水。
這個行業最大的錯，就是用資本的力量，加速了整個社會“內卷”的進程。
這些年來，這個行業用無數生動的廣告、活生生的案例和新鮮的社交裂變玩法，為家長們編織了一場精巧的“養成系”美夢——似乎只要砸下足夠多的錢，投入足夠的精力，就能讓孩子擁有一份出色的成績，以及一個遠大的前程。
“當前排人都站起來的時候，為了看到屏幕，后排的人也不得不都站起來，甚至得站在椅子上。”
這個內卷本卷的解釋，用在現如今的“雞娃”領域，再恰當不過。
正是在資本的導入下，各種新的技術開始入局教育，從拍照識題到VR教學，新的教學模式層出不窮，見縫插針的占據了學生的課余時間。
也正是在資本的加持下，教培機構得以一手從頂尖學校吸引師資，一手大筆的投入廣告營銷，讓老師、家長和學生一步步接受了課外補習和線上教育是“影子學校”的事實。
然而當家長和學生以為通過課外培訓就能拿回一部分受教育的自主權時，實際上，卻是走上了另一條不歸路。
“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在學校這一國民教育體系之外，培訓機構正在構建另一個“教育體系”……學校教育、家長、學生、教師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校外培訓機構綁架，校外培訓大有再造一個國民教育體系的趨勢。”
《不能讓校外培訓再造一個“教育體系”》， 新華網，3月24日
因此，當政府提出要“雙減”，要減輕學生義務教育階段的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時，我是舉雙手贊同的。
如果任憑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去繼續延伸，那么教育行業大概率會成為榨干每一個家長錢包的“兇器”，而換來的只有資本的狂歡。
數據顯示，僅在2020年，K12教育賽道的融資額已經超過此前三年累計融資額總和，新增教育相關企業更是超過萬家。
也是在過去一年內，在三地上市的教育類上市公司，市值增長超過了5千億人民幣。
然而不要忘記的是，在此之前，政策一直強調的是“義務教育階段”和“減輕負擔”這兩個關鍵字。
這兩個關鍵字可以讓好未來和新東方們的股價在過去兩個月內出現了腰斬，但引發第二次股價腰斬的這個“黑色星期五”，卻是別的原因。
之所以會有“黑色星期五”，是因為最新出臺的文件讓市場投資者認為，政府不但是要將資本徹底的驅逐出教培行業，甚至可能要對整個行業進行封殺。
問題是，就算教培行業被徹底取締，真的就能起到“雙減”的作用嗎？
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中國的家長如此拼命雞娃，中國的孩子如此拼命學習，究竟是為了什么？
當然可能會有這些原因，但很可惜的是，恐怕99%的家長和學生都不僅僅是為了這些原因。
能夠在若干年后用高考的方式實現鯉魚跳龍門，或者僅僅是守住之前的階層，這才是大部分中國家長和學生努力的終極目標。
談中國的高考政策有些敏感，而且就像兔主席在最新文章里寫的那樣——“高考這個機制是中國教育公平大政治下的必然選擇，高考是絕對不可替代的”。
那么，如果將視線投向同為高考大國的韓國，現在的情況又如何呢？
事實上，在過去的30年間，韓國對高考政策進行了至少21次較大的改革調整，然而努力卻沒有贏得多數家長的掌聲。
2016年，韓國教育電視臺EBS為高考拍了一部紀錄片，名為《學習的背叛》。里面的孩子為了高考，甚至比衡水中學和毛坦廠中學更加“勵志”和“艱苦”。
比如手上已經布滿老繭的十六歲少女，寫到手無法握住筆也要綁著橡皮筋靠手腕力量繼續寫。她每天凌晨兩三點能睡覺都是一種奢侈，學到教科書都能默寫下來。
而紀錄片中更讓人有感觸的，是韓國在高考改革后，學生為了考上大學，不但要參加高考，還要準備校內成績，更有一本名為綜合生活記錄簿的小冊子，會對考生高中三年的學校表現、社會實踐、課業成績進行綜合評估，并折算成相應的成績。
這就是之前所說的“素質教育”考察，而這樣的改革引發了更加瘋狂的內卷。就像在美國《時代》雜志的一篇文章中被采訪的韓國人說的：
“（韓國）高考改革的目的就走偏了，它努力把課外教育拉下水，卻沒有把公立教育推上臺。
每一次改革都號稱要減負，實際上只是‘解放了它（學校）自己’，最終將責任踢給了家長、推給了輔導班。”
借用前兩年的韓國熱播劇《天空之城》里的一句話，“這國家的教育目的不都是為了高考嗎？”
因為高考已經存在幾十年了，我們這些70后80后同樣走過義務教育到高考的這條路。
雖然也有課外補習，也有一些虎爸虎媽，但為什么那時整個社會對教育和學歷問題沒有如此的焦慮呢？
徹底整治教培行業后，社會真的會像兔主席在文章中寫的那樣回到80~90年代嗎？
“……那時有沒有輔導呢？也是有的，但是很少，并不成為風氣，主要靠自己學習。那時家長管不管呢？也有的家長管，但不是必須，也是看每個家庭。但不存在一個“吃人”的教培產業。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會把備戰高考的精力留在高中階段。而如果國家能夠在小初階段提供均衡、免費、有質量的公共教育，我相信大多家庭是會滿意的，樂見此結果……”
個人認為，這種想法不但不現實，甚至可以說是有些幼稚了。
因為現在的中國社會已經不是80~90年代的那個社會。隨著經濟增長進入中低速階段，不僅階層差距正在逐步定型，更重要的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就業壓力。
如果清北復交的學生都選不過來，我又何必將篩選條件放寬到985？如果211學校畢業生的簡歷都蜂擁而至，誰又會去看二本甚至是專科的學生呢？
是的，我也知道唯學歷是荒謬而不可理喻的，就算是學歷一般的年輕人中也會有非常多非常出色的人才，但人才的供給和職位的需求決定了資源和精力的分配。
學歷之于公司招聘，就像是高考分數之于大學招生一樣，是對人和人之間效率最高的劃分 。
所以說，認為現在家長對課外教育的焦慮和渴望只是為了高考，那只是淺層的原因，如果再向下深究，其實是就業機會的不均衡，是不同崗位認可度的不均衡，是不同階層能夠獲得概率的不均衡。
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教培行業不過是一頭肥美的替罪羊，僅此而已。
2007年韓國暢銷書第一名《88萬韓元世代》描繪了年輕人的尷尬處境。
韓國20歲左右的年輕人中，只有5%有機會被錄用為公司正式職員，擁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韓國人均年收入已經達到2萬美元水平，然而剛畢業的大學生大多只能拿到88萬韓元的月薪，折合人民幣年薪剛剛6千元，生活非常窘迫。
在2009年的調查報告《韓國與日本的社會意識結構》中，針對“貧富差距是否過大？”的問題，首爾的受調查男性有94%斬釘截鐵的回答“是”。
經歷了殘酷的高考，年輕人依然無法看到生活的希望，于是逐漸形成了所謂拋棄戀愛、結婚、生孩子的三拋世代，這種情緒仍在發酵，拋棄希望、夢想的N拋世代并不遙遠。
2018年韓國人均總收入突破3萬美元，成為世界上第七個闖入“5030俱樂部”（5000萬人口3萬人均總收入）的國家。
在經濟蓬勃向上的同時，韓國也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出生率跌破1.0的國家，正是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七十年間，韓國政府通過不斷的改革、投入與妥協，小心翼翼的維護著脆弱又卑微的公平，卻讓教育和高考一步步走向了一場邪教般的瘋狂。
只手遮天的財閥、大而不倒的名校和望子成龍的家長背后，藏著那個所有人都明白、卻又不愿面對的真相：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起朱樓宴賓客”（ID：the_great_time），作者：大衛翁，36氪經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