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而言，女性會比男性更加規避風險——至少研究和公認的觀點是這樣認為，例如在選股、投資風險資產和進行收購時，女性會選擇承擔更小的風險。有各種觀點解釋這種差異，最常見的觀點是，在原始社會，男性不得不為爭取地位、競爭權力而爭斗，而女性則更有可能扮演照顧者的角色。另一個解釋認為，男性的個性往往更傾向于尋求刺激，風險是他們享受的一部分。

然而，也有一些學術研究（包括我們自己的研究）表明，真實情況更為微妙。對社會創業和影響投資的研究表明，女性對風險的承擔程度取決于具體情境。事實上，在某些環境下，女性有可能更愿意承擔我們所說的“社會風險”。

之前對男性和女性風險承擔行為的研究傾向于關注投資、收購和杠桿等與金融要素相關的量化決策。然而，許多有關投資、創業和商業的重大決策，整體而言都是關于對人押注、解決社會問題，或試圖在利益沖突中找到平衡。這就是我們所指的社會風險：在財務后果之外對人或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決定。

為了驗證這一想法，我們觀察了同時涉及金融投資與社會影響的影響力投資，即慈善風險對追求金融穩定乃至盈利的同時，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創業者的投資。

為構建數據庫，我們聯系了歐洲、美國、亞洲和澳大利亞所有慈善風險基金。我們共找到104家活躍企業，其中50家同意與我們分享涉及自身投資方式的數據，讓我們可以近距離觀察風險承擔行為。

為了衡量不同基金的風險承擔取向，我們用了創業學術文獻中知名的風險調查指標。這組指標可以衡量投資者是主動尋找新的投資機會，在結果不確定的情況下大膽決策，定期對產品組合做出重大調整，還是謹慎投資，關注穩定性和穩定增長，或是投資穩定且不成熟的社會企業（后兩者為反向計分）。

我們分析了每一家社會投資企業的投資團隊，重點關注做最終決策的高管團隊，并統計了高管中的女性數量。在50家投資企業共183名高管中，有70人（38%）為女性。之后我們對其風險承擔取向、團隊構成以及部分控制變量進行了回歸分析。

回歸模型清晰地顯示：女性高管比例較高的影響力投資企業，在投資決策中承擔的風險明顯更高。樣本團隊中，平均每隊女性數量為1.7，平均投資風險分數為12。然而，高管團隊中有3名女性的投資企業投資風險評分為14.6，而沒有女性的團隊風險分數為9.5。因此，在這個行業中，女性較多的團隊明顯會比男性主導的團隊承擔更多風險。

調整過投資組合規模和潛在反向因果關系等各種潛在干擾因素后，這一結果仍然成立。無論這些女性早先在投行還是非政府組織（NGO）工作，都沒有改變結果。隨后我們進行了跟進訪談，試圖找出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其中一些受訪者指出，在涉及社會影響力的問題上，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承擔風險。一位投資者評論道：“這個行業中的挑戰不只來自經濟，這使得女性進一步突破了界限。”

這一發現非常重要。社會影響力是這些企業刻意追求的目標——對于普通企業而言也日益重要。對企業的評判不再只是其財務表現，環境、社會與治理（ESG）因素也被納入考量范圍。企業仍然要有出色的財務表現，但逐漸有研究表明，將ESG納入考量的企業，長期財務表現更好。

如果像大多數風險投資企業（以女性厭惡風險為由，不愿聘請女性）那樣，而將大量投資決策交給由男性主導的團隊，則會造成潛在風險：無法充分考慮社會風險，錯失在財務成功之外產生其他積極影響的機會。

絕大多數重大戰略決策都會產生除財務方面之外的影響。這些影響可能難以量化，但與財務影響同等重要。根據我們的發現，女性會考慮并愿意承擔這類風險。因此，在投資和決策團隊中缺少女性代表是一件危險的事。

路易莎·阿萊馬尼（Luisa Alemany）瑪莉亞羅薩·斯卡拉塔（Mariarosa Scarlata）安德魯·扎哈拉基斯（Andrew Zacharakis）| 文

路易莎·阿萊馬尼是倫敦商學院（LondonBusiness School）管理實踐學副教授、創新與創業研究所學術主任。瑪莉亞羅薩·斯卡拉塔是貝爾加莫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ergamo）管理學副教授。安德魯·扎哈拉基斯是巴布森學院創業學小約翰·穆勒（John H. Muller, Jr.）捐贈項目主席、巴布森學院（Babson College）創業研究會主任。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哈佛商業評論”（ID：hbrchinese），譯：孫莉莉，校：蔣薈蓉，編輯：孫燕，，36氪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