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曲獎背后,臺灣音樂成為“遺失的世界”
前幾天,臺灣金曲獎獲獎名單發布,突然間發現圈內好像難得有那么多關于音樂人的話題可以聊。
業內媒體談論著A-Lin在“神仙打架”的最佳華語女歌手競爭中勝出,為這段路彩排了16年;
《最好的時光》戰勝周杰倫《最偉大的作品》贏得“年度歌曲”;徐佳瑩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摘得“最佳作曲人”;
還有林俊杰帶著林秋離的4首歌,演繹溫暖與回憶……
不少歌迷習慣性地問:這些為什么內地沒有?
我覺得問題是好問題,但答案可以不用那么刻板,至少不用急著給內地樂壇發“反思券”。內地音樂肯定不在最佳狀態,但說“華語音樂只剩臺灣”也太夸張了。中國臺灣音樂自身也一直在談“衰敗”,三地音樂充其量是各有短長。
不過有一個事實要承認,金曲獎這樣大型且權威的聚會我們確實沒有……
港樂老邁,內地音樂呈現嚴重的“去中心化”,榜單、獎項的權威性幾乎不存在,還在“健康運行”的華語音樂著名獎項,確實只剩下金曲獎。
“內地為什么沒有”是個負面向的問題,無論怎么回答,多少都帶有一些批評、對立的意味。
我們不如來盤一盤,金曲獎這樣充滿內容的主題party,臺灣為什么還有?作為華語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流行音樂究竟呈現怎樣的特質?
單純從創作角度看,金曲獎所映射出的音樂生態還是很值得贊賞的。
早在上一個十年,對岸就呈現出一種獨立音樂人井噴,創作保持多元化的態勢,嘻哈、說唱、搖滾、節奏布魯斯和民謠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態位。
但如果站在產業角度,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臺灣的流行音樂產業較之黃金時期都處于“衰退”狀態。
根據2005年李瑞斌《臺灣唱片業近幾年的發展》中給出的數據,唱片業1997年尚有123億新臺幣銷售,到了2004年就只剩下44.5億新臺幣了,收縮非常明顯。
不過人們大概也都清楚,這更多并不是音樂行業內部的問題。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決定了臺灣不可能像四小龍時代那樣,一直保持在音娛產業中的領先位置。
這一點島內也討論地比較充分,大體結論就是,臺灣流行音樂在“唱片時代”有著蓬勃的生命力,而現在屬于“結塢自守”的狀態。
對岸在上個時代創造了許多華語樂壇的經典,單說滾石旗下,李宗盛、周華健、羅大佑、張震岳、陳淑樺、徐懷鈺、MC HOTDOG、劉若英、五月天、梁靜茹、莫文蔚……拉出來不是這個天王,就是那個天后。
但2010年代以來,整個文化產業“攻守易勢”,島內新聞頻繁討論的問題變成了內娛的影視、綜藝在憑借制作成本和網絡流量輻射在侵蝕島內的產業空間。
相對來說,臺灣流行音樂處于一個很奇妙的狀態。臺灣是世界半導體制造的核心地帶,但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它走慢了一步。
2016年,臺灣實體唱片銷售9.91億,而電子出版物產值為18.8億。如果對比同期的大陸音樂產業,那么在2015年,大陸數字音樂的市場規模達498.18億元(人民幣),同期的實體唱片只有5.59億銷售,流媒體化率接近99%。
因為“慢”,對岸的音樂產業沒有面臨大陸這邊被短視頻“蜂群過境”強烈沖擊的狀況,音樂產業結構依然保留著唱片時代確立的框架。
他們也搞流媒體、電子專輯,但是整個系統中,唱片公司、經紀人體系、藝人發掘……這些原本穩固的結構并沒有被瞬間沖散。
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抖音(Tiktok)在島內的發展被當局踩了一腳剎車,導致短視頻浪潮沒有那么“暴力”。
換句話說,舊體系不需要面對字節跳動那種怪物級別的流量沖擊,而在大陸殺翻了實體唱片的音樂APP,自然也沒搶灘臺灣市場,所以人們的音樂消費習慣未被顛覆。
而另一方面,島內流行音樂的“中心”在上一個時代影響力過于巨大,依然在創作的周杰倫橫壓一代,甚至李宗盛、羅大佑這樣的Old god也還能時不時出來玩一圈,音樂制作上眾多教父級的人物也還在活躍,他們輩份足夠高、話語權足夠重、專業上足夠權威——
資金和資源自然也就圍繞在他們周圍,導致這個中心很難“去掉”,所以金曲獎依然可以被“權威”賦能,使桀驁不遜的年輕音樂人們心甘情愿排隊等待頒獎。
(第32屆金曲獎羅大佑獲特別貢獻獎)
歸根結底,臺灣流行音樂成了華語音樂的一條“if線”,或者說是“遺失的世界”,保留著許多上一個時代的結構和特點,正如臺灣至今保留著IC卡電話一樣。
但這種結塢自守的狀態,也是從諸多要素導出的自然結果,它不是一部分人夢想的“桃花源”,也不是落后,只是一種不同于內地和香港樂壇的狀況而已,不必一昧褒揚,也不該隨意貶損。
臺灣流行音樂最輝煌的年代,號稱制作了80%的華語唱片。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新格、綜一、歌林、滾石、飛碟、點將等本土唱片公司開啟了時代繁榮,寶麗金、華納、博德曼等國際唱片巨頭也紛紛落地臺灣,一度將臺灣打造為亞洲僅次于日本的音樂產業中心。
如今臺灣的音樂產業,可以說是“小而美”的典范了:
創作上,本土音樂市場的體量是大陸的數十分之一,卻保持著相對繁榮和高水平的創作;同時頭部音樂人繼續在整個華語樂壇保持了較強的影響力。
傳播上,雖然近年“登陸淘金”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浪姐》《批哥》《生生不息寶島季》等熱門音綜的助推下,不僅2000年代的歌手、音樂人繼續活躍在大陸視野中,歌迷們對中青一代的A-Lin、徐佳瑩、張懸、洪佩瑜等歌手也很熟悉。
甚至實體唱片的影響力都依然不可小覷。
豆瓣上隨便搜一搜,購買臺灣實體唱片、黑膠的攻略就有不少,“沖出亞洲又退回小島”的臺灣唱片,因為淘寶等平臺的存在,依然保持著與內地乃至整個亞洲市場的聯系。
換句話說,臺灣本土的音樂市場雖然增長有限,但大陸這邊的流量經濟浪潮和市場增長,臺灣也可以共享一部分——
在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那種“創作繁榮,產業凋零”的狀態是可以解釋的,因為保留了輸出能力,可以引入“島外資源”,所以臺灣這種“小而美”的產業狀態顯得似乎可以維持。
有時候,人們會覺得臺灣文娛市場像是被裝進了時光膠囊,保留了許多古早風貌。它的娛樂圈新聞依然被“康熙咖”占據頭版,時不時爆出一些古早的陳年花邊……
一方面,這是大數據根據我們的喜好推送“熟面孔”,臺灣其實也有不少新變化;另一方面,相比極速改變的內娛市場,臺灣音樂確實顯得有些靜止。
當我們看到徐佳瑩在金曲獎獲得最佳作曲人的時候,會不會覺得臺灣很盛產“創作才女”型的歌手?
或者我們把觀察范圍再放大一點,整個臺灣的流行音樂,似乎都呈現一種“創作驅動”的特質——從羅大佑、李宗盛到周杰倫、陶喆,都是“寫”比“唱”令人印象深刻。
這是唱片時代留給臺灣音樂的印記,臺灣的國際唱片公司一直是獨立運行,本土公司就更不必說,在“黃金時代”就流行小班底:整個“企劃—制作—宣傳”流程是很緊湊的,在90年代,以引進日本歌曲+本土作詞的方式,快速生成了一批華語經典。之后則利用那一批熟悉唱片產業的人才,開始了各具特色的創作探索,這在日后也成為臺灣音樂的核心優勢。
人才聚堆,意味著產業鏈路很“短”,有時候甚至只需要一個錄音棚,幾個圈內資深創作人,一張反響不錯的專輯就誕生了。
近些年,臺灣原創音樂人孵化做得很不錯,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過去“唱片工業”留下的一些習慣和框架,它們在新時期成了音樂人成長的溫床。
有趣的是,臺灣的音樂制作成本也并不算低,錄音棚早在上世紀末就需要每小時6000新臺幣,專輯制作成本核算要超過300萬新臺幣……借用唱片工業骨架,意味著成本不會太低。
臺灣的本土音樂市場能否支持他們繼續保持這套工業體系?我認為是很難的。
金曲獎依然堅持頒發給“華語音樂”優秀作品和創作者,這很好,但在文化壁壘越來越高的當下,我們談“臺灣音樂能否繼續小而美”,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是,它能否不受政治影響,一直用好內地資源呢?
綜上,臺灣的音樂生態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但內地樂壇從金曲獎背后同樣能學到不少:大家對“音樂”和“創作”的理解、進行創作實踐的方式,從概念開始就有一定的區別。
臺灣音樂這條“if 線”提供了不少啟示,比如除了考慮“流量變現”,更該好好考慮利用熱度孵化作品,與其羨慕“身騎白馬”一路唱作,不如好好改善內地音樂創作的行業生態。
當然,這種“結塢自守”發展小而美模型的環境,內娛整體上并不具備,流媒體、短視頻、AIGC,下一個浪潮不知道是什么,大陸音樂人有更大的市場,同時也面臨更多變的環境,更復雜的挑戰。
我只期待,大風大浪,大江大河,能孕育更精彩、更闊大的流行音樂“金曲”。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深瞳音樂”(ID:deepfocusmusic),作者:河馬君,36氪經授權發布。
